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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由于中国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在中英正当贸易中，中国处于出超地位。英国为了改变贸易入超的状况，向中国偷运鸦片。鸦片的输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近代史历史事件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近代史历史事件论文篇一
《浅析李鸿章的历史功过》
摘要：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四十年来，中国之大事，无不与李鸿章有关系。”对这样一个复杂人物的评价，在他盖棺后的近百年来“论犹未定”。误国、卖国之罪不可否定，但也还有爱国进取之心。他作为近代中国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李鸿章虽然难以承载“英雄”桂冠，但为“时势所造”和影响“时势”进程则是不争的事实。看待一个人应客观更立体，这个擅长外交的李中堂也绝不是一无是处。如果我们抛弃故有的偏见,客观地考察他的生平,去阅读这位晚清重臣的一生,我想大家会发现一个与以往观点不同的李鸿章。
关键词：李鸿章、洋务运动、近代化、外交、忠臣
正文：李鸿章所处的时代是中国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海禁大开、强邻环绕的时代，是中华文明遇到西方文明挑战，中国开始重新认识自己，从封建专制国家向近代国家转型的时代。中国第一支海军，第一批留学生，第一个煤矿，第一个驻外使领馆，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电报，这些第一个无不刻着李鸿章的名字。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这些内忧外患中到处都有李鸿章的影子。李鸿章的个人命运是末代中国从衰落走向灭亡的见证，是中国逐渐被迫开放的写实，他是中国驶向世界的第一个舵手。
李鸿章是何许人?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1823年(道光三年)生于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1847年在科举的道路上爬上了进士的名位，开始跻身于封建统治者的行列。
从他步入仕途官阶之始，就正是西方列强肆志于东方，“西力东渐”的时代。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糅，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
他以军事起家，纵横于晚清外交界，弛名于西方，为晚清一代“兵家”和“外交家”,代表晚清政府主持签订了《烟台条约》、《中法新约》、《中日马关条约》、《中俄密约》及《辛丑条约》等近代史上一系列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重大不平等条约。同时又对晚清近代化进程做出过贡献，史学界中有人称他为中国近代化的“奠基人和创始人”。
1、军事近代化上
李鸿章是晚清政府中较早认识到要向外国学习先进武器才能“自强”的官僚之一中国近代史上首先在自己部队中实行并向西方先进武器学习的就是李鸿章。由于李鸿章最先给淮军装备当时较先进的军事装备，所以淮军为晚清的主力军队之一。
李鸿章在勾结外国侵略者抵抗太平军进攻上海的作战中，“其亲睹器械之利”，“深感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二、三)决心“取而用之”，向外国购买洋枪洋炮。他分析“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中国向用之弓矛小枪土炮，故不敌于彼等，是以受制于西人”的重要原因。李鸿章承认了落后的现实，正视中西方之间的差距，清醒的认识到要抵抗住外来的侵略，必须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来改变落后状况。必须以自强为基础，以“富国强兵”的实力作后盾。李鸿章的见解，不仅是十九世纪后期，中国封建统治者改变统治方式、巩固其反动统治的需要，也是“救时”、“救国”之要策。
此后由于“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狎处辇毂之下，外则布满江湖之间”，“外国猖獗到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在1864年他说大清要“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其具体做法就是“废弃弓箭，专精火器”，“仿立外国船厂，购求西人机器”。于是，在李鸿章的运筹帷幄下，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局等中国近代第一批军火企业纷纷出现，这些企业还大量聘请洋人做技术人员并购置外国先进机器来生产制造军火;同时在国内培养一些技术人员以逐步取代一些不合格的洋人技术人员。中国的重工业发展不能忘记李鸿章。
又由于李鸿章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自己曾多次强调：要“筹办海防，欲与洋人争衡，非治土寇可比，必须时加戒备。”，“日本狡焉思逞，更甚至西洋诸国，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为了防范外敌，尤其是东邻日本的野心，于是北洋、南洋舰队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筹建，而北洋舰队与更是由李鸿章亲自一手经营，也是他一生花费最多，经营最久的事业。到19世纪八十年代，李鸿章已成为外国商人的最大主顾，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李鸿章辖下的北洋水师已拥有总吨数四万多吨，在当时可说是相当可观的一支真正舰队了。李鸿章当之不愧为晚清军事近代化的奠基者和创始人。
中日甲午海战使北洋舰队重创。李鸿章在甲午海战中的指挥失误也是他得卖国贼之骂名的重要原因之一。，就中日两国实力来说甲午海战爆发时，总体而言，中国海军实力稍逊于日本。张明林在他的著作《外国人评点李鸿章》中总结了北洋海军的四条严重缺点：1、制度上含混不清;2、指挥系统不清;3、经费不足;4、军纪不严。从这些记载看，北洋海军的综合实力也许还需要再做考证。事实上李鸿章早在战前给光绪帝地走这种就写到“自光绪十四年后，并未添购一船;操演虽动，战舰过少„„”
这场战争也许注定要失败，根源不在李鸿章，而在腐朽的清政府，这个风雨飘摇的国家机器已经没有太多精力与外敌抗衡。有传言慈禧曾挪用北洋海军的经费用于私人享乐，在颐和园上她花了千万，国家危难之时，军费紧缺，若有千万补给军费，海战不致输得如此惨烈吧。西方报纸有评论说：“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触目惊心，言中其实。由于李鸿章贪恋权位，忠诚地执行慈禧太后妥协投降的外交路线，避战保船，乞求帝国主义出面干涉之误，加之北洋海军自身的腐败因素，各省大吏又“徒知划疆自守”的地域、派系之见等种种原因，致使北洋海军及所有海防设施也随甲午战争的失败而覆灭。李鸿章误国、卖国之罪是不可饶恕的，但不等于所创办的近代海军、工程功绩也随李鸿章的卖国之名而被唾弃。应该承认的事实是，这些军事设施、海防工程、北洋海军在反击外来侵略者的“炮战”、“海战”、“陆战”中都发挥了近代化人才和武器的威力。李鸿章把学习西方的富国强兵之策，努力付诸实践，比起昏顽、愚昧、空喊“礼仪”治国、救国的封建顽固派，的确可称“鹤立鸡群”。他的思想、言行并没有越出封建囹圄，但却给这种封闭的囹圄打开了一道缺口，代表并领着统治阶级中“不想灭亡”的那部分人，走出国门，顺应历史潮流不自觉地迈开了前进的脚步。
2、经济现代化上
李鸿章说“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圆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认识到民用企业是一个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也为解决晚清军事企业筹办资金问题，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李鸿章开始注意西方的政治制度，提出改变传统的思想方法和生产方式、注重商务，强调“自扩利源，劝令华商出洋贸易，庶土货可畅，洋商可少至，而中国利权亦可逐渐收回”，同外国侵略势力进行商战。主张“购器设局，自行制造”，达到“敌洋产”、“收利权”，解决军事工业的原料、交通、资金饷源的匮困。为此，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航运局、第一家电报局、第一个矿务局、第一家机器织布局，第一条铁路。由他始终控制的这四大民用工业，在与外国侵略势力进行商战中，都发挥过一定的作用。
1)清中叶以后，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运输，李鸿章抓住时机督办创立了“招商局轮船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它一直运营到1949年。当洋人要在中国开设电报业务的时候，李鸿章不允许洋人从香港铺设来的海底电缆上岸。作为大清惟一出访过工业革命后欧洲的重臣，李鸿章深知电报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和民用价值。时隔不久，由他支持铺设的中国第一条电报电缆线在天津到大沽口之间开通，效果良好，此后电报事业逐渐扩充，几乎遍及各重要城市。
2)轮船招商局在建立以后的十几年中，所得利润“总共少入洋人之手者约三千万两”。正因为如此，他遭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责难，说轮船招商局的成立是要“把外国人从中国的沿海及内河贸易排斥出去”。这虽是言过其实，排挤出去的目的并未达到，可总算收回了部分利权，打击了外国轮运对中国江海运输的垄断，还解决了清政府漕运和部分财政困难。
3)李鸿章最早于1875年试开湖北阳城山煤矿和江西兴国铁矿。1877年又奏准开采科尔沁铅矿，同年设开平矿务局，1881年正式成立，是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用机器采煤的矿局。从此中国兵轮、商船及机器制造各局所需用煤不致远涉重洋购进，打破外资的控制。
4)1879年李鸿章筹设织布局于上海。上海开埠以后，“迄今通商大埠及内城市镇，衣大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八九”。李鸿章向清政府奏请表明李创办织布局的目的，一方面是看到外资在华设厂办工业日增，生产效率高，获利丰厚，有利可图;但另一方面所表现的“稍分洋利”的动机和目标也不能忽视。织布局的创办，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客观上起了促进民族工业发展的作用。
5)为了开平煤矿运煤的需要，他奏准修筑自唐山煤井至胥各庄一条全长20里的运煤铁路，这是近代中国修成的第一条铁路。同年又建议由海军衙门奏准修筑津通铁路，从此开创了中国近代自修铁路计划之始。
可见，李鸿章真不愧为中国经济近代化的“第一人”，而他兴办的这些军用民用实业对中国近代的经济现代化进程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毕竟洋务运动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改革开放”，李鸿章确实在那个时代中做出了他应有的贡献，为中国经济近代化奠下了一定基础。
3、外交近代化上
中国的近代化外交是从李鸿章开始的，历史上中国与外国的外交关系基本上都是进贡关系，真正与世界列国“平等”外交应该是从李鸿章开始，李鸿章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外交的先行者，那一时期的一代外交家。曾出使过日本，晚年周游列国，与各国政要交往，“李之至德也，访俾斯麦，其至英也，访格兰斯顿，咸相见甚欢，皆十九世纪世界之巨人也”。
清与日进行《马关条约》商谈期间，日首相伊藤博文表示：必须要由恭亲王或李鸿章充任谈判全权代表，才能开议，否则清政府不必派代表前往。于是清政府就派李鸿章前往日，“成功”完成《中日马关条约》后，李鸿章“声名鹊起”。1896年6月，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清政府原拟派布政使王之春前往彼得堡参加典礼，但俄国政府表示，王之春“人微言轻，不足当此责”，要求改派李鸿章为专使。于是李鸿章被任命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赴俄庆贺沙皇加冕，并前往英、德、法、美四国“联络外交”。李鸿章奉命出使的消息一发表，西方列强便纷纷来电，请他先赴西欧和中欧。俄国急派专使乌赫托姆斯基前往苏伊士运河迎候，把李鸿章接到俄国。4月30日，李鸿章到达彼得堡，尼古拉二世亲自接见，给予最隆重的礼遇。此后，又到西欧和俾斯麦、梅特涅等西方重要人物会晤，方返回中国。李鸿章的这次西行，“世界之人，殆知有李鸿章，不复知有北京朝廷。”可见李鸿章此行中尽现泱泱大国一代外交家之风范，得到外国的高度评价，所以李鸿章为晚清一代外交家，晚清与列强的“平等”外交确实是从李鸿章开始。
从李鸿章推行“和戎”外交的实际看，有得有失，而失远大于得。他指挥过“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而以失败告终的甲午战争。他亲手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除了《中日修好条规》、《中秘友好通商条约》等少数平等条约外，其他诸如《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均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丧权辱国条约标志着中国从独立国向半殖民地沉沦。对此，作为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的重要一员和晚清丧权辱国外交决策的参与制定者和主要执行人的李鸿章绝对难辞其咎。
李鸿章确实为中国近代外交的“第一人”，生逢于大清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都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所以梁启超在所写的第一本《李鸿章传》里，就认为李鸿章是中国近代一代外交家，并是“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
4、重视人才
改革教育，重视培养和选拔人才，是李鸿章洋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是培养通晓外国语言文字的人才，有了自己的翻译人才，在和外国人交接时，就可避免外国翻译的“偏袒捏架情弊”(《刘状肃公奏议》，卷六)。1863年，他奏请增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他强调在向西方学习时，重要的是要“觅制器之人”，主张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给以优厚待遇，甚至还提出“专设一科取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以功名和优厚的经济待遇奖励士子们入“洋务”科馆学习，这的确是李鸿章的创举、是他的“洋务”思想对科举八股取士的渗透和冲击。
在当时还处于封闭式的、封建传统教育占绝对统治的自我陶醉的时代，李鸿章高瞻远瞩，提出派遣学生出国学习，要求联系实际，实地考察、探求“秘钥”、“精通”各国制造、驾驶、水师兵法，操练成才，为国防“储备人才”的教育思想是难能可贵的，无疑是对愚昧、锁国的封建教育的冲击和改革。从1872年至1886年间，李鸿章等洋务派先后向欧美派遣了共计200多名留学生。随着军事和海防工业的需要，从70至80年代，李鸿章在天津创办了电报学堂、水师学堂、武备学堂、军医学堂等一批新型近代军事学堂，培养了一批掌握近代军事理论、科学技术、工程、外语等专门专业人才。这些捷足先登的行动，和对西方先进教育的引进，并不完全是他个人的功劳和初愿，但也不可否定李鸿章在其中所起的主要作用。
5、腐朽王朝的忠臣
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权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需要依靠他“安内攘外”，维护清王朝的稳定。他的悲剧在于既看出清朝统治风雨飘摇;又在自己“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无一不是为了拯救面临沉没的“漏舟”和倾覆的“广厦”。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为“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屋”，及至“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自然无计可施。他为“无力回天”而深长叹息，瞻望前景而茫然若失。
总结：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晚清政坛上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李鸿章举办洋务活动在不同程度上起了与外国资本主义争利、抗衡的作用，维护了清王朝的苟延残喘，这是李鸿章的本意。但他没有想到引进的先进科学技术、近代教育会冲击封建传统的思想、文化、观念，破坏封建制度的根基，增强了独立自主的竞争意识，加速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垮台和资本主义发展。这种符合人民的愿望、顺应历史潮流的进步，不是李鸿章的预期目的，但这些进步因素的萌发，又无不与李鸿章“超卓之眼孔”、思想、行动紧密相联系。李鸿章，应是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开拓者，顺应历史发展的进步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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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历史事件论文篇二
《中国资产阶级的早期探索与日本明治维新的启示》
摘要：本论文探讨了资产阶级的定义、资产阶级的特点、资产阶级对中国的早期探索、日本明治维新的简单介绍以及其对日本的影响。从中探索出造成中日两国不同结果的原因以及对我们的启发。
关键词：资产阶级;早期探索;明治维新;影响不同与启示
1、资产阶级的定义。
在马克思主义里，资产阶级被定义为在生产商品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拥有生产工具的阶级，和“资本家”实际上是相同的意思。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赚取薪资者)与资产阶级在本质上是互相敌对的，比如说，劳工自然都希望薪资能够越高越好，然而资本家却希望薪资(即成本)能够越低越好。换句话说，资本家会剥削劳工。在最激进的共产党的话语中，“资产阶级”是一种侮辱;那些被认为与资产阶级合作的人通常被称为资产阶级的走狗。如果将“拥有生产工具”定义为一个人对某个特定的生产工具拥有完全的控制，那么在21世纪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剩下非常少的资产阶级者了。在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用语中，资产阶级是指那些控制了公司机构的人，控制的方法有透过对公司大多数股份的掌握、选择权、信托、基金、中介或关于市场业务的公开发言。因此“资本家”是指财富主要透过投资得来的人，而他们不需要工作以求生。在现代非马克思主义的中文用法里，资产阶级和普罗大众时常被用来指称富人与穷人，而不一定是指拥有或不拥有生产工具的人。
2、中国早期的资产阶级的特点。
中国早期的资产阶级的特点是两重性、革命性和妥协性。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中成长的早期民族资产阶级，在自身经济实力的发展上依赖于外国资本主义，也被资本主义列强的商品输出所遏制;本国的自然经济与统治者是限制民族资产阶级成长的内因。这些条件使民族资产阶级没有与外国资本主义一样强大的经济实力，决定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两面性，并自始至终存在着。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与本国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具有革命性生产发展依赖于外国资本主义与本国封建统治者，具有妥协性。生长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希望改变为使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自身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既不敢也无力推动社会变革。
3、中国资产阶级的早期探索。
首先是资产阶级维新派。顺承并且发展了早期维新派的成熟维新派，像个年轻的小伙子血气方刚，决定大展拳脚。但是初生牛犊虽不怕虎，但没有铁拳气力，还是只能打掉几颗虎牙。事实也确实如此，世上没有几个小子可以打虎成功。在理论基础、阶级基础、经济基础以及危机加深的条件下，确实足够维新派的成长，但是先天不足，早晚夭折。改良的道路，尤其是无法获得统治内部较大部分与农民阶级的支持，举步维艰终至抛头颅洒热血是必然，但精神可鉴天地，饱获嘉奖也不为过。无论民族资产阶级还是民族资本主义，土壤没有养分，自然结不出好果实来。中国在当时依然保持土地是天的状态，统治者掌握着土地，殖民者开始觊觎着土地，农民阶级渴望拥有土地自主权，这三个问题其实是合三为一的，不解决就无法启动追随者的热情，不解决就无法真正打击到反对的强敌。不过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民主思想的真正启蒙。
然后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落后的农民起义、统治者的自救运动、民主改革落下帷幕后，践行“革命”的资产阶级终于“痛下杀手”开始革命了。暴力是革命最直接的手段，古今中外不外如是。总算把西方那一套民主理论与方案都几乎完整地搬过来了，这还不够，依然扮演起自命成熟的血气青年，虽不是一时冲动，却也是有失考虑。不过碍于当时的环境与自身的缺陷，即使后人身处那时代，恐还不能望中山之项背。三民主义算是第一个改革或革命的纲领，这就给人一种师出有名的感觉。从资产阶级的角度上看，这份纲领基本上囊括了他们在政治经济上等方面的要求，这是他们超越上述三股力量的地方。但是他们有一个问题跟上述三股力量一样，就是都是没有解决中国几千年来的土地问题，他们还不如上述力量的地方是，居然不反对帝国主义，孙中山甚至还没有看清帝国主义的本质，天真地还寄托了一丝希望于西方列强，要知道这些列强开始在本国实行民主，但是殖民中国式是符合他们本国全体国民利益的，民主在任何时代都是狭隘的产物，列强当然不愿意中国走民主的道路，中国民主了对他们攫取利益是一种极大的阻碍。
4、日本明治维新与明治维新对日本的影响。
明治维新，是指19世纪60年代日本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冲击下所进行的，由上而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面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这次改革始于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日本政府进行近代化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经济上推行“殖产兴业”，学习欧美技术，进行工业化浪潮，并且提倡“文明开化”、社会生活欧洲化，大力发展教育等。这次改革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是日本近代化的开端。
明治维新使日本迅速崛起，通过学习西方，“脱亚入欧”，改革落后的封建制度，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同时，日本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摆脱了民族危机，成为亚洲唯一能保持民族独立的国家。但明治维新具有不彻底性，在各方面保留了大量旧日本时代的封建残余。后来，日本走上了对外侵略的道路，跻身于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的行列。
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早期探索与明治维新对我们的启示。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都是历史的必然。决定着戊戌变法失败的必然性的根本原因，我认为，不是光绪帝的儒弱无能，也不是慈禧太后的阴险毒辣和袁世凯的告密。如果把失败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个人因素，就意味着说变法的失败就是偶然性的巧合，没有规律可寻。失败的根本原因也不在于运动的道路—改良主义道路绝对行不通。马克思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反对改良主义，但并不笼统反对改良，并且认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政治、经济等的改良，对社会的发展起着进步的作用。戊戌变法虽不主张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清王朝政权，但它代表资产阶级的要求，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和经济的改良，发展资本主义，最后变封建社会为资本主义社会。这在当时还没有资产阶级革命的形势下，是进步的。戊戌变法运动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代表所发动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改良运动，它既没有足够强大的本阶级力量作为后盾，又敌视人民，脱离人民，这才是维新运动必然要失败的根本原因。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表明，抗击帝国主义侵略、改造中国社会的大业，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改良派是无力完成的。
总括而言,日本维新派领导人久经政治风浪考验,富于大无畏牺牲精神;中国维新派也富于献身精神,但疏于政务,黯于世事,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缺乏清醒认识和足够准备。明治维新的骨干力量是日本中下层武士,他们同藩主有世代相传的比较紧密的历史联系,受过比较长期的锻炼,充分显示了他们的政治才干,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明治维新派的社会力量,不仅公然以足以和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强藩为依托,而且与豪农豪商和手工业者有密切联系。这使得日本维新派既有强大的政治后盾,又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持。戊戍维新的领导人,却缺乏政治实践锻炼,他们成长于书斋,维新前都未从事过实际的社会管理工作。在维新过程中,他们主要从官僚和知识分子中寻找支持,依靠重点为清廷中的帝党和以张之洞为首的部分洋务大员,既无强大的政治后盾,又无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持。因此,当慈禧发动政变时,唯有“大众痛哭不成声”,一筹莫展。除谭嗣同、唐才常等少数人,他们都没有足够的魄力,去同封建势力一决雌雄。戊戍政变后,康有为哭天抹泪急着跳海,梁启超仓皇出逃,严复、黄遵宪一时噤若寒蝉,无一人挺身而出收拾残局。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一些政策和措施依然具有非常鲜明的借鉴意义。一、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加强基础设施和基本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打通地方差异的壁垒。建立统一的价值观念，以实现对统一的国民性和民族性的认知和建立，强化国民对于国家、集体的责任意识，为国家的长期发展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具体涉及有：完善的物流体系和交通运输网、传播媒介、教育体制、兵役制度、宏观调控等。二、结合国家发展目标，针对国家发展需要，以审视的态度选择合适的学习对象，以政府为主导，主动引进和学习先进的技术、经验和知识，并迅速将学习成果加以应用。以应用为目的的学习，将学到的内容迅速应用，可以使人养成一种对于效率和效果的习惯性关注。这种习惯性关注是提高整个国民素质的关键，可以改善国民整体的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有效的政治决策提供了必须的意识保障。三、树立国民整体的自强意识，培养国民对国家、集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并将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自觉上升为一种评判标准，体现到日常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只有自强才是发展的唯一出路。自强关键在于对人才的把握。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造就了中国光辉灿烂的文化，其中不乏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起到关键作用的方面。在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的国民意识得到了空前的强化，曾一度成为促进国家发展的主要动力。但近年来，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国民的国民意识和集体责任感正逐步淡化，取而代之的是自我意识和利益追求，这必然导致国家发展动力的不足，造成国家政策和制度推广的困难和障碍，影响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危及国家的长远利益。
因此，我们必须重新把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发挥中国文化特色，建立和强化统一的国民意识和集体责任意识，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增进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优越感作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
让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进一步建设和发扬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和意识，全方位的推动中国不断向前发展和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