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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灵运在佛经翻译上的成就久为其诗文上的盛名所掩，本文从追溯其从事佛经翻译的缘起入手，分析了谢灵运从事佛经翻译的历史背景，也阐明了他在这方面的主要成就。
一 引言
提及谢灵运(385-433),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会是他那些世称“谢灵运体”的山水诗。这些诗寓理于情,寓情入景,其绚丽的意境、精美的辞藻一直备受推崇,像“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等诗行已成千古名句。但谢灵运的才能还不仅于此。他具有深厚的文化素养,除了工诗文之外,尚能书画,既通史学,又熟精佛老,对佛经翻译也饶有贡献。但作为一代文宗,他主要以其诗文著称于当时和后世,他在佛经翻译方面的成就往往为其诗文上的盛名所掩,甚至在翻译被轻视的时代,“不少文史家对谢灵运是中国古代唯一的大诗人而兼翻译家这一点都置之不理”(钱钟书语)。鉴于此,本文试对其从事佛经翻译的缘起、历史背景和主要译作进行阐述分析,以补前人遗珠之憾。
二 谢灵运译佛经的缘起
笔者认为谢灵运(385-433)翻译佛经与其不羁的性格和多蹇的仕途是密切关联的。谢灵运为晋朝名门之后,约在18岁时承袭了康乐公的封爵,接着先后担任过员外散骑侍郎、琅琊王大司马行参军和抚军将军刘毅(?-412)的记室参军。411年他随刘毅前往江陵。同年9月,庶族出生的刘裕(363-422)起兵袭击刘毅,刘毅兵败自杀。夺取了政权的刘裕起用谢灵运为太尉参军,后改任其为秘书丞,但不久又将其免职。420年刘裕通过“禅让”正式称帝,谢灵运投到其次子庐陵王义真门下,与之相处甚欢。可惜好景不长,422年5月,刘裕驾崩,朝政大权旁落,谢灵运被外放为永嘉太守,从此仕途上一蹶不振。元嘉三年(426年),宋文帝下诏征谢灵运为秘书监,又迁侍中,任务是整理内府藏书,“补足遗阙”,以及撰写《晋书》。但他“粗立条疏,书竟不就”(《宋书・本传》),不过《隋书・经籍志》则记载他撰有《晋书》36卷,故所谓“不就”也许是未竟全功之意。谢灵运任侍中期间,常常称疾不朝,并且“驱课公役,无复期度。出郭游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宋书・本传》),宋文帝对此十分不悦,谢灵运被迫上表辞官,重回始宁。在始宁,谢灵运仍常带领大批门人游览登临,结果先遭御史中丞傅隆参奏而免官(元嘉五年即428年),不到三年又遭会稽太守孟颉以蓄意谋反之罪弹劾。谢灵运上表自辩,宋文帝(407-453)对此事悬而不问,却把谢灵运留在建康大约半年多时间。在此期间,谢灵运编定了64583卷的“四部书”目录,还与名僧慧严(363-443)、慧观一道润色了《大般涅经》(Mahāparinirvāna-sūtra)的文字。同年年底,宋文帝将谢灵运发赴外任,委派他为临川(今江西临川)内史。元嘉九年(432年),谢灵运再度遭人弹劾,最后以谋反罪见诛于广州,享年49岁(吕慧鹃等,1986:430-443)。
谢灵运为豪门之后。他的曾叔祖谢安(320-385)曾在桓温(312-373)死后把持朝廷大权,祖父谢玄(343-388)则曾是淝水之战的前敌指挥,那时宋武帝刘裕还只是谢玄部众中的下级军官。刘裕称帝后,谢灵运反倒要屈身侍奉他,从往昔的门第和身份看是一种耻辱。而且谢灵运还给刘裕的政敌刘毅当过参军,谢灵运与刘裕不睦也在所难免。在此后的帝位争夺中,与谢灵运交好的卢陵王刘义真也送了性命,这更增强了谢灵运对政事的不满。谢灵运处在重重矛盾之中,无论是在朝廷供职还是回乡闲居,都无法找到安心安身的所在,正可谓“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邓魁英等,1981:327)。他的诗行不时流露出他内心的烦乱和对解脱的向往。在这种心境下,谢灵运借研究佛老、寻求心灵慰藉,也是人之常情。
三 谢灵运译佛经的历史背景
谢灵运一生经历了东晋(316-420)和南朝的刘宋(420-479)这两个朝代。魏晋社会政治斗争纷繁复杂,文人们为了避祸保身,只得不问政事高谈玄学。西晋中期以后,原本热衷于玄学的清谈文士接受了佛教般若思想。到东晋初,兼融佛教、玄学思想的般若学广受推崇,信奉佛教的士族与僧人往来频繁,有的士族甚至世代奉佛,显赫一时的谢家便是一例。《晋书・谢安传》和《世说新语》里的“赏誉篇”都记载:谢灵运的曾叔祖、东晋大臣谢安未入仕之前,一直“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沙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吟咏属文”,对此李学勤主编的《中华文化通志・历代文化沿革典〈魏晋南北朝文化志〉》亦有论述(1998:88)。谢灵运自己也奉佛甚虔,与僧人往来密切。义熙年间,他还到庐山参拜当时译界名贤慧远(334-416)。史载谢灵运虽“负才傲俗,少有推崇”,但对慧远 “肃然心服”,还曾为慧远著《佛影铭》,在慧远死后他又作《庐山慧远法师诔》以示悼念,还撰写了碑文(林煌天,1997:776)。此外,谢灵运与龙光寺“涅圣”竺道生(355-434)的交游情况虽不可考,但他对道生所主张的顿悟义理非常佩服,二人或许在建康和永嘉见过面。只要翻阅谢灵运的山水诗,就能发现其中包含了不少佛教典故和佛教旨趣,体现出佛教对谢灵运的深刻影响。
南北朝时的皇室和士族多信仰佛教,因此这一时期有大量佛经译出。刘宋王朝执政的60年(420-479),是佛典翻译数量最大的时期。据李学勤主编的《中华文化通志・历代文化沿革典〈魏晋南北朝文化志〉》记载,当时共有译者22人,译出佛籍(包括失译)465部、717卷(1998:123)。生活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的谢灵运,在佛学方面也有著述。他曾撰《辩宗论》,借此阐发道生顿悟之意,探求修学成佛之道。大唐西明寺沙门释道宣(596-667)所撰《广弘明集》卷第十八提及“宋谢灵运与诸道人辩宗论(并书)”,就是指谢灵运任永嘉太守时撰写《辩宗论》一事。谢灵运又尝注《金刚般若经》,还与南朝宋僧慧观、慧严等修改、润色《大般涅经》。《大涅经》最初传至建业时,由于品数疏简,文义艰深,初学者无法深入,谢灵运见此便与慧严、慧观等人重新编订了《大涅经》,成果是《南本涅经》,它为“一阐提(icchantika)亦可成佛”的思想提出经证,一时掀起研究热潮,使涅涅之学、顿悟之说弘布四方(王辉斌,2006:48)。
四 谢灵运在佛经翻译上的主要成就
谢灵运在佛经翻译上的贡献,主要在于“改治”《大般涅
经》和撰写《十四音训叙》。
《大般涅经》是印度佛教的经典之一,最初由法显与佛陀跋陀罗(359-429)于东晋义熙十三年(417)译出,仅初分,定名为《大般泥洹经》,6卷。大体同时,昙无谶(385-433)于北凉(397或401-439)玄始三年(414年)至玄始十年(421年)在凉州译出该经的全本(欠荼毗分),定名为《大般涅经》,40卷,世称大本《涅》。大本《涅》于宋元嘉年中(424-443)传到南方。据李学勤主编的《中华文化通志・历代文化沿革典〈佛教志〉》记载,慧严、慧观、谢灵运等人后来依照6卷本《泥洹》对北本《涅》重新核定并增加品目,删定为36卷本,仍叫《大般涅经》,世称南本,卷首标明:“谢灵运再治”(1998:77)。据《高僧传》“释慧严传”说:“大般涅经初至宋土,文言致善而品数疏简,初学难以厝怀,严乃共慧观、谢灵运等依泥洹本加之品目,文有过度,颇亦治改,始有数本流行。”又据唐释元康《肇论疏》卷上序里说:“谢灵运文章秀发,超迈古今。如涅元来质朴,本言‘手把脚踏,得到彼岸’,谢公改云:‘运手动足,截流而度’。”这一改,的确胜于原译(马祖毅,2001:48)。
《十四音训叙》的撰写则与《大般涅经》有关。“十四音说”的起源在印度,后传入中亚,约在公元四五世纪解释“十四音说”的梵文语法著作《文海》(Kātantra)就已经在中国的新疆地区广泛流行。谢灵运对“十四音”的理解,主要来自《大般涅经》和乌衣寺的慧睿(355-439)。记载他撰写《十四音训叙》的梁慧皎的《高僧传》卷七《慧睿传》有录:“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慧)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列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这段记载表明,谢灵运撰《十四音训叙》是在向慧睿讨教“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之后,慧睿精通梵语,谢灵运向其请教,因而对经文中诸多梵语的读音、意义多能融会贯通。《慧睿传》里所说的“经中诸字”的“经”,指的是《大般涅里经》。经中的《文字品》一节,就是讲梵文文字和语音的。南本中卷八中的《文字品》,一开端就提到了“十四音”,并且以“十四音”作为“字本”,谢灵运这本书因此而得名。
可惜的是《十四音训叙》早已佚失,今天可知的内容主要来自日本天台宗僧人安然(Bulkwang Fo-Kuang,841?-?)转引中国唐代僧人慧均所著《大乘四论玄义记》编纂而成的《悉昙藏》和《悉昙十二例》。安然的两本书抄录了谢灵运原著中的许多段落。《悉昙藏》卷一有录:“宋国谢灵运云:胡书者梵书,道俗共用之也”,此处将胡书、梵书并举,反映出古代中国人对西域及印度语言文字认识的进一步加深。另外,该卷还引用了谢灵运写的“若知二国语,又知二国语中之意,然后可得翻译此意”,这实际上表达了谢灵运对翻译的认识。此外,谢灵运在《十四音训叙》中还提到:“胡字一音不得成语。既不成语,不得为物名”,这反映了谢灵运对胡语、梵语语言结构和拼写方法的认识。在《悉昙藏》卷五中还可以发现灵运对梵语辅音元音拼合的理解,他以为字本“牵此就彼,反语成字”,甚至还以舌、唇作为基准,对梵语发音器官做了解释“其三十四字中,二十五字声从内出,转至唇外”,这与现代所说的梵语发音部位依次为喉、腭、顶、齿、唇是比较切合的。谢灵运所著的《十四音训叙》条例梵汉,对于当时的译注、读经裨益匪浅,可能是我国最早的梵汉对照佛经名词汇编。
五 结语
谢灵运一生的著述多达21种(吕慧鹃等,1986:124),除去有关佛教的作品,在他去世后结集出版的至少有10多种,其中不少长达数十卷甚至上百卷,可惜多数都已失传。侥幸流传至今的只有诗90余首,文4卷、《大般涅涅经》的译文及散见于其他佛教述著中的《十四音训叙》。国内研究谢灵运的学者多侧重于分析其诗文,对他的佛经翻译很少论及;研究其《十四音训叙》的人更属凤毛麟角。在慧皎(497-554)所著的《高僧传》“支那著述”中,《十四音训叙》的著作权甚至被归在慧睿名下(梁启超,2001:364),非常令人遗憾。笔者不揣鄙陋撰写此文,愿之能成为引玉之砖,使学界重新认识、评价谢灵运在佛经翻译上取得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