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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hy-hk.com--节日演讲稿】
周有光在语言文字学和文化学领域发表专著30多部，论文300多篇，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2017年1月14日，周有光去世。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周有光汉语拼音方案，希望大家学会汉语。
一、语言文字改革是历史的必然
我觉得，“文字改革”这个专有词汇应当扩充为“语言文字改革”才更为准确一些。
语言作为人类交流的工具，先于文字而出现；文字是语言的延伸和升华，随着语言的变化而变化。
这些是常识。
世间事物都在变革之中，停止变革就是死亡。只有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变革才有生命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变革”是倒退，必将失败。任何变革都应当有理、有据、有度。语言文字的变革同样如此。当然，并非所有的变革都是成功的，需要实践的检验。
这些是逻辑。
不过，反观近现代的语言文字改革史，会发现许多不合常识与逻辑的有趣事情。
比如，一些“复古派”坚决否定简化字，强烈要求恢复繁体字，可他们自己的文稿偏偏经常繁简混搭甚至出现许多用错的繁体字。更有趣的是，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熟练地使用着大量标点符号而丝毫不觉有何不妥。须知中国的“古典文字”是几乎没有标点的，以至于“断句”竟成为一项专门的学问。西方标点符号得以引进中国，只有将近百年的历史，当时也曾遭到极其强烈的反对，可现在人们却已经忘记了原先没有标点的诸多不便。
比如那句经典的无标点名句“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即使是所谓“国学大家”，也不能判定它只有唯一的含义──标点使用不同，语义也截然不同。
周有光曾说：“标点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是，在三千年不用标点的汉字文章中加进一个西洋标点，好比一个小针头刺破了一个大气球。这是震动神经的思想革命！”
我想，即使是极端的复古派，也不能否认变革的必要性吧？
还有一个问题应当明确：语言文字的改革不是从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的。
古人的交际范围有限，所以产生了不同的方言和文字。随着社会发展，需要有适应范围更广的语言和文字。就中国而言，语言方面的变革主要表现在从古代的雅言发展为后来的官话、民国时期的国语乃至如今的普通话；文字则由最早的象形文字演变为甲骨文、金文，再到大篆、小篆，从汉代出现隶书而使“汉字”基本定型，又屡经更易，直至产生如今正在使用的简化字。几千年来，语言和文字始终处于变革之中。
这些是不争的历史。
其实，以往的许多争论过于纠缠细节与形式，却忽略了一些根本的问题。比如关于字体的繁简之争，核心问题并不在其“形体”，而是在于传统的中国“方块字”究竟应否保留。
语言文字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任何一种文明能否长期延续，取决于其自身的生命力是否旺盛。千百年来，有许多曾经灿烂的古代文明衰败湮没了，自有其必然的原因；而中华文明──包括汉字──至今仍然保持生气勃勃，自然也有其必然的原因。但是必须确定一点：它的“生气勃勃”的动力源泉，恰恰来自于不断变革而不是得益于“固守旧制”。至于它将来是否也要走上“字母化”的道路，还要等待历史和实践的检验。
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曾有一大批著名学者提出废除“方块字”的主张，后来也曾有一些具体的行动，但并未取得实际的成效，自然也有其必然的原因。起码，说明条件尚未成熟。
所以周有光说：
日本的片假名字母，在成熟以后五百年，才进入正式文字，成为汉字和假名字母的混合体。朝鲜的谚文字母，在正式公布之后五百年，才进入正式文字，成为汉字和谚文字母的混合体。中国要想实现汉字和拼音字母的混合体，或者同时使用汉字和拼音文字，所谓“双轨制”，也必须等待很长的时期。如果现代化的速度加快到只需古代五分之一的时间，中国要等一百年。在历史长达五千年的中国，一百年只是一瞬而已。
周有光的青果巷“巷友”赵元任曾经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短文，即有名的《施氏食狮史》：
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施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是十狮尸。食时，始识是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此文版本甚多，其间也许偶有用字差异，不过大意都是相同的。全文包括标题不过百字，若除去不同的音调，所有单字只有一个读音。“看”去情节跌宕情趣盎然，“读”来却音同“鸟语”不知所云。而且，不同的方言，会读出不同的效果，比如上海人习惯直舌音，读了是“丝丝丝”，北京人多为卷舌音，读了是“湿湿湿”。文章虽短好似游戏之作，其实却意义深远耐人琢磨。它至少说明，要想用拼音文字代替复杂的汉字，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也证明了读懂古文何等不易：若把上文变成无标点的竖排大篆，不知还有几人能看明白那故事说的究竟是什么？
二、拼音是沟通文字与语言的桥梁
前面说了这么多与语言文字有关的情况，而周有光所参与研究和改革的，既不是单纯的“语言”，也不是单纯的“文字”，却又与语言文字有极其密切的联系。那就是“汉语拼音”。
文字作为“常用工具”，应当适应大众的需求，易学易用，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与语言的对应与沟通。汉字对应的，自然应当是汉语。可中国地广人多，方言繁杂，一句话甚至一个字，各个地方说起来总有很大差异。比如，北京人字正腔圆地说出来的“吃饭（chīfàn）”两个字，用上海话的发音却是“切崴（qiēwǎi）”。
“读书读书”，自古至今，书是需要“读”的。可“圣贤书”读成了南腔北调，岂不是大大的不敬？所以，“读同音”──也就是“语同音”，便成了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汉字洋洋大观，据说数量多达六万至八万，即使是汉学大家，也不敢自夸所有的字都认得全、读得准。为了准确辨识汉字的读音，中国古代常用的是“直音法”，就是用同音字作为发音符号使用，去标注另一个字。比如“吃饭”用直音法可以标注为“痴泛”──这例子是我臆造的，但也可以看出直音法的明显弊病：读书的人可能更不认识“痴泛”两个字，标了等于白搭。更何况，有些冷僻的字根本找不到相应读音的文字，岂不是让人干瞪眼没办法。
后来人们又发明了“反切法”，就是使用两个汉字的读音，根据一定的规则拼出另一个汉字的读音。其实这应算是一种特殊的拼音方法。被注音的字称为“被反切字”，用作注音的前一个字称为“反切上字”、后一个字称为“反切下字”，反切的规则是取上字的声母与下字的韵母和声调，拼合成为被反切字的读音。
说起来很复杂，使用起来也很复杂。手头藏书有限，只找到一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辞海》，其中“吃”有两种写法。一种是“吃”，采用了反切法和直音法两种注音方式：“欺乙切，音乞，物韵。”一种是“喫”，有两种读音：“乞激切，锡韵；食也。口戒切，卦韵……”。“欺乙切”、“乞激切”、“口戒切”都是反切法，“乞”是直音法。标注者使用的大概是江浙方言，所以这两个字注的都是直舌音。
顺带说一句，“吃”并不是“喫”的简化。“喫”，“食也”，是“进餐”的意思。古文中的“吃”用于“口吃”，或者为象声词；但这部《辞海》也有说明：“俗谓食即吃”──看来，是“俗众”把“喫”简化成了“吃”。
写到这里，我想起鲁迅在其名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所写的那段关于先生读书的情节：
……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
“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
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若是没有专家指导，让那些在三味书屋读书的孩子试试用反切法来给那“极好的文章”注音，怕是累出一身大汗也未必能标出几个字来──更何况先生说的也许是绍兴方言呢！
可见反切法尽管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仍然也是难以掌握的笨办法。
三、用于注音的字母
随着社会发展，必然会产生中外文化的交流。唐代佛教由印度传来中国，如何诵读佛经的“原版”梵文成了很大的难题，中国和尚想出了注音的方法。周有光说：
唐末僧人守温根据印度梵文原理，用汉字代表汉语声母的三十个字母，宋代增补六个成为“三十六字母”。这是“字母”两字在中国出现的开始。
这话让人兴奋，中国终于出现用于注音的字母了！这“字母”虽然仍是汉字，但已经仅仅局限于36个固定的字，比起漫无边际地查字，或是想认识甲必须先认识乙而又一定得认识丙甚至还可能要认识丁的“摞摞缸”式查字法，显然是要简便多了！
有趣的是，“字母”一词来自外文——即印度梵文中的“摩多”；而被当作字母的，则是汉字；这“汉文字母”的用途，却又是用来学习外文“梵文”。
把西方字母传递到中国来的，是一个意大利人利玛窦。明代万历年间，利玛窦作为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为了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尝试使用罗马字母标注汉字的读音。不过，他发明的办法主要是供外国人学习汉字使用的，与中国人自己没有什么关系。
19世纪中叶，一位名叫威妥玛的英国驻华外交人员为了便于工作，发明了一种比较系统的汉字注音方法，被称为“威妥玛式拼音”。“威妥玛式拼音”后来居然成为翻译中国地名、人名等事项的通用标准，一直沿用到20世纪70年代。
在当年光华大学的毕业纪念册中，周有光的名字“周耀”拼音为“CHOU YAO ”，籍贯“常州，江苏”则是“Changchow，Kiangsu”。使用的正是标准的“威妥玛式拼音”。
四、中国近现代的“拼音化运动”
中国人自己的汉字拼音，起步于晚清。19世纪80年代，卢戆章在他的《一目了然新阶》一书中，推出他创制的“天下第一快切音新字”。所谓“切音”，就是“拼音”的意思。卢戆章先后制定过三套拼音方案，分别借鉴采用拉丁字母、日本假名和汉字笔画。周有光说：
这是中国人民自觉地提倡“拼音化”的开始，弥补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拼音化”的重大缺陷。……使中国人认识到必须有一套字母以弥补汉字之不足，首先的创议者是卢戆章。
难能可贵的是他认识到了当时很少人认识到的一个真理：文字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因时代而变化的。这个“变”的哲学是他的指导思想。今天我们纪念卢戆章、学习卢戆章，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学习他的“变”的哲学。
卢戆章拉开了“拼音化运动”的序幕。清末，又有一位王照，推出以汉字笔画为基础的《官话合声字母》，曾经流行一时。辛亥革命成功后，“拼音化运动”加快了步伐。1913年，“读音统一会”制定了“注音字母”，也是借鉴汉字笔画作为拼音字母，这套方案被北洋政府拖了5年，于1918年公布。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公布赵元任等人制订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套法定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与“注音字母”一起使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得到广泛推行。此后兴起的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周有光说：
我参加拉丁化运动，起初不是主动参加的，我当时写的文章今天看起来很幼稚，可是他们认为有新意义，这样我才参加拉丁化运动。参加以后，我用科学方法来研究，提出几个要改革的方面，拉丁化运动今天来看明白了，当时也不是很明白。提倡方言拉丁化，是因为瞿秋白在苏联受了影响，苏联是许多民族拉丁化，瞿秋白把中国的方言看成是民族语，他反对国语运动，提倡方言拉丁化，可是方言拉丁化在中国推不动。
……参加以后，就觉得有几个地方不对，要搞方言是可以，可是不能各归各搞，相互毫无关系，要有一个共同的基础。我提出方言拉丁化方案要相互沟通，这一点对拉丁化运动有影响。我们推广北方话拉丁化有人听，上海话拉丁化人家听了就完了，没有人来，说明中国人需要国语。
尽管周有光曾是这个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但不久就发现“有几个地方不对”。对于拉丁化运动的创导者、同时也是青果巷“巷友”的瞿秋白，周有光尊重他的忘我精神，但未必同意他的观点。
拉丁化运动发生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带有极其鲜明的政治色彩。
1931年9月，在苏联海参崴召开的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代表大会绝对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国语统一运动，认为这是最反动的、违背列宁民族政策一切原则的运动。列宁指出，国语是所有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为民族压迫而利用的一根鞭子。大会认为采用中国的一种方言作为全国的标准语，是不可以的。”
既然语言有阶级性，文字当然也不例外：“汉字是古代封建社会的产物，是中国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之一。”“我们要根本铲除象形文字，以拼音文字代替它。”
在这种“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下，瞿秋白提出：“指定统治民族的语言为国语，去同化异族……是压迫弱小民族。”所以，他反对“国语”的提法，认为：“所谓国语，我只承认是中国的普通话的意思。”他也反对使用汉字，认为：“反对废除汉字，其实是绅士阶级的成见，他们靠着汉字可以独占知识，压迫平民群众。”
“大破”尚须“大立”。否定了国语和汉字之后，应当想办法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它们。拉丁化代表大会提出：“各地方言，应有自己独立的文字，以便这些地方用土著言语，自由地发展文化。”而“中国的方言至少分为5种”，那么相应地也至少要创制5种不同的拉丁化新文字。当时的新文字运动参与者很热心地制订了很多方案，但流行最广的还是以北方话为基础的“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
但是，让瞿秋白没有想到的是，苏联自己的那一套理论，在实行的过程中却悄悄变换了方向。起初，在列宁的支持下，苏联也在积极制订与各少数民族语言相配套的拉丁化新文字，可是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停止了拉丁化运动，而改为统一使用斯拉夫字母。这时的瞿秋白，已经于1935年6月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但他所倡导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依然在中国蓬勃发展，甚至直接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字改革工作。当然，这些后事是瞿秋白无法预料的。
五、“语言文字本身是中性的”
对于瞿秋白在文字改革过程中的贡献，周有光是相当钦佩的，他说：
革命是发展社会的科学实验。实验可以失败，可以成功。要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不墨守教条。要在成功中找寻错误，不冲昏头脑。瞿秋白先生过早地为革命而牺牲了。可是他的科学实验的革命精神将长留人间。他昂然站立在历史的急流中，是新时代的先驱者。
不过，周有光也不掩饰自己对拉丁化运动的一些不同看法。他说：
1982年的新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成为“全国通用”的共同语，实际就是“国语”。这跟瞿先生所主张的普通话，越来越不同了。五十年代以来，中国各少数民族的语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研究和发展。在进一步提高文化的趋势下，需要提倡在自愿原则下学习全国通用的共同语，实行方言和共同语，或者民族语和共同语，二者共用的双语言教育。
他还说：
有些拉丁化运动者认为，即使语言没有阶级性，文字是有阶级性的；即使文字也没有阶级性，文字改革是有阶级性的。
……从十月革命以后的废除汉字主张，到“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歌颂汉字功德，中国的语文思潮经过了巨大的翻滚。事实是，恨它也好，爱它也好，根深蒂固的汉字不可能废除。现在的文改政策是推行拼音而不废除汉字，以拼音帮助汉字，事实是“两条腿走路”，可是“两条腿走路”这句话是犯忌的。
周有光曾引用著名语言学家、他在文改会时的同事王力在1940年发表的《汉字改革》“自序”中的一些话，以表明自己的观点：
王先生着重地说：“不拘任何党派，都能与汉字改革的政策相容；”“语言文字的本身是中性的。”这几个句子都由王先生自己加上“密圈”，表示着重，叫人注意。特别是“语言文字本身是中性的”这句话，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性”就是“没有阶级性”、“没有党派性”。这句话跟斯大林所说的“语言没有阶级性”意义相同，而比斯大林早了许多年。可惜的是，在没有平等思想的社会里，学者的诤言没有政客的狂言响亮，而“过早的真理不是真理”。当时没有人了解王先生这句话有万钧之力。
这些话，是周有光在20世纪80年代说的。尽管当时已经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说出这些话仍是相当需要勇气的。
六、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前后的周有光
上面，我使用了较大的篇幅叙述了许多似乎偏离主题的事情，是想说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语言文字改革，有多么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因素。
为了尽快扫除文盲、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经著名教育家吴玉章等人发起，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十天，就是1949年的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成立。国家领导十分重视文字改革工作，文字改革协会得到毛泽东的直接支持；根据周恩来的指示，1952年2月，成立了隶属于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的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为了加强领导，中共中央又于1953年成立了中央文字问题委员会。1954年10月8日，根据周恩来的建议，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批准设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
从“民间团体”性质的文字改革协会，发展为隶属政府部门的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再进一步成为直属于国务院的文字改革委员会，在五年的时间里，文字改革工作受到越来越显著的重视。
1954年12月23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正式成立，并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在报告中指出：“前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改组成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这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而是机构性质的改变。过去基本上是研究机构，现在就不同了，不能仅仅做研究工作，而应该走到人民中间去，走到生活中间去，根据政府的政策，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来推行各项文字改革的具体工作，把中国文字改革运动向前推进一步。”
会议确定1955年委员会的任务是要做好三项准备工作：制定《汉字简化方案》；制定《汉语拼音方案》；研究和推行标准音（普通话）的教学。据此，1955年2月，文字改革委员会又成立了拼音方案委员会。
1955年10月15日至23日，文字改革委员会与教育部联合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这是一次十分重要、规模很大的会议，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央有关机关团体以及军*均派代表参加。
原在上海金融界工作的周有光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因此而改变了命运。会议结束后，委员会决定将他留在北京直接参加文字改革工作。
这次调动看似很突然，其实早有基础：1951年，周有光便是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12位委员之一；1955年拼音方案委员会成立后不久，他被增补为该委员会的委员；当年4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周有光为“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兼拼音方案部研究员”。
曾经有人质疑：周有光本是一个经济学家，有何资格担当文字改革工作的重任──这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知识领域啊！
事实不容置疑，周有光确实有足够的资格。
他早在20世纪20年代便开始了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还写了大量专业性很强的文章和著作。他在字母学方面的研究更是独树一帜，可惜我现在所查到的他的著作只有两种，一种是1952年出版的《中国拼音文字研究》，另一种是1954年出版的《字母的故事》。
有一个细节应当引起注意：语言与文字的改革本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但是，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的有关机构──无论是文字改革协会、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还是文字改革委员会，突出的都是“文字”二字。这说明了一个事实：当时的确是把“文字”改革作为重点，而改革的核心问题，正是“方块字”的存留。毛泽东就曾提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不仅是毛泽东的个人意见，也代表了当时许多专家学者的观点倾向。
所以，从1952年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到1954年改为文字改革委员会，再到1955年文字改革会议召开，在这三年的时间里所做的主要工作，是研究汉字笔画式拼音文字方案，最后的结果，是提请文字改革会议讨论的《汉语拼音文字方案草案初稿》。据周有光回忆，初稿一共提出了6种方案，其中有4种民族形式的，一种拉丁字母形式的，一种斯拉夫字母形式的。有趣的是，经过整整9天的会议，居然没有形成最后的决议。文改会和教育部在后来向中央呈报的“关于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的情况和目前文字改革工作的请示报告”中称：“这次会议并不准备解决汉字的根本改革问题，因此并未把拼音化列入会议议程。”显然与事实不符。当时明明拿出了6种方案嘛！这说明，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对所有的方案都未予认可。
据说，当时汉字整理部提供的汉字简化方案很快就被会议通过，拼音方案委员会提供的拼音方案却引起长时间的争论。而来自上海的经济学教授周有光，凭借其渊博的字母学知识，在会上“侃侃而谈，论证严密”，对于后来决定采用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方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文字改革委员会的领导成员都是著名的专家学者，在他们面前，“半路出家”的周有光并不逊色。
三个月后，195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批转文改会和教育部的请示报告，仍然肯定了“汉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一提法。同时要求：“为了推广普通话和辅助扫盲教育中的汉字注音，汉语拼音方案应该早日确定。”
周有光说：
拼音方案委员会指定叶籁士、陆志韦和我三人起草一个初稿，作为开会讨论的基础。我们三人夜以继日拟成一个“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初稿”。……拼音方案委员会开会讨论初稿时候，除个人意见之外，还提出各个重要部门的意见。……经过这样修改之后，成为“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删除“文字”二字），在1956年2月12日由文改会发表，公开征求意见。
这段话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删除‘文字’二字”。
“汉语拼音文字”与“汉语拼音”，虽然只有二字之差，性质却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应当看到，在文字改革的问题上，当时从上到下的态度是认真谨慎的，是允许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仅在1956年4月到1957年10月的一年半时间里，拼音方案委员会便召开过10次正式会议，对《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进行修订。尽管从中共中央到国家领袖都曾明确表态“汉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在听取了“个人意见”和“各个重要部门的意见”之后，最终还是进行了原则上的调整。
周有光说：
方案的名称从《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改为《汉语拼音方案》，删除“文字”二字，这在拼音方案委员会中没有引起争论。因为，委员们都知道，叫它“文字”，它也不可能代替汉字，不叫它“文字”，它也有文字的性质。从一套字母到成为公认的文字，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不是几十年的事情，而是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事情……“拼音”不是“拼音文字”，它是汉字的助手，助手能做汉字不便做和不能做的一切工作。
不过，赞成“文字”方案的人仍不在少数。据周有光统计，从新中国成立直到20世纪80年代，文改会收到各界人士寄来的“文字”方案竟超过三千。他说：“这是中国特有的爱国现象。”
七、《汉语拼音方案》的重要意义
回顾当年的工作情形，周有光说：
当时研究拼音方案是一件大事情。“文改会”下面成立一个拼音方案委员会，小委员会有15个人，实际上开会来一来，平时他们各有各的工作。真正工作是我们研究室做的。后来要起草一个草案，推三个人：叶籁士、陆志韦、周有光。许多资料都是我搞的，因为我是主持这个研究室的。拼音方案这个工作不是普通人想象的那么简单，要用到字母学，凑巧我对这一门学问很感兴趣，是业余搞的。当时缺少材料，我在国外有一些研究联络点，请他们想办法买材料寄来。因为语文研究方面的书，我的确也看得不少，不是像读书那种看，是比较轻松的浏览，可是要工作就要认真看。从“文改会”来讲，把我留下来，的确是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因为中国搞语文学、文字学的人多得很，可都是搞传统的语文学，现代的东西就搞得很少，几乎没有人搞字母学。
……拼音方案的制订是在十分慎重中进行的。文改会提出的方案，都要再经过国务院组织“审订委员会”加以审订。《汉字简化方案》如此，《汉语拼音方案》也是如此。1956年10月，国务院成立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在听取文改会拼音方案委员会的报告之后，决定采用“j，q，x”代表“基欺希”，解决了两式的相持。这个统一的草案叫做“修正草案”，由国务院在1957年12月11日公布，让群众先知道，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和批准。1958年2月11日得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经过三年的谨慎工作，《汉语拼音方案》终于诞生。
在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通过《汉语拼音方案》的一个月前，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举行的报告会上作题为“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主要谈了三个问题：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及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全文约九千字，其中一半以上是有关汉语拼音方案的内容。
从卢戆章的切音新字直到瞿秋白、吴玉章等制订的拉丁化新文字，周恩来详细回顾了中国拼音化运动的艰难历程，他说：
拉丁化新文字和国语罗马字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拉丁字母式的汉语拼音方案中比较完善的两个方案。在谈到现在的拼音方案的时候，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功劳。
现在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是在过去的直音、反切以及各种拼音方案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从采用拉丁字母来说，它的历史渊源远则可以一直推溯到三百五十多年以前，近则可以说是总结了六十年来我国人民创制汉语拼音方案的经验。
周恩来着重指出：
应该说清楚，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它并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汉语拼音方案的第一个用处，就是给汉字注音。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大家都关心的，就是汉字的前途究属如何的问题。汉字在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的意见都是一致的。至于汉字的前途，它是不是千秋万岁永远不变呢？还是要变呢？它是向着汉字自己的形体变化呢？还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它是为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还是为另一种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忙作出结论。但是文字总是要变化的，拿汉字过去的变化就可以证明。将来总要变化的。而且可以说，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字形式将来总有一天会逐渐统一，甚至语言最后也会逐渐统一。人类的语言文字发展的最后趋势是逐渐接近，到最后也许就没有多大区别了。这种理想不是坏的，而是好的。至于用什么方案，现在不忙把它肯定。关于汉字的前途问题，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争鸣，我在这里不打算多谈，因为这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任务的范围。
正所谓“一锤定音”。周恩来明确表态：汉语拼音不是文字；汉字的前途问题留待将来考虑。
经过长达数年的争论和研究，这一表态是相当慎重的。正如周有光所说：“这是非常切合实际的英明政策，从而避免了无谓的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