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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州是雷神故乡,雷神就是陈文玉,在民间和学术界这一点都似乎成为定论,甚或成为一种常识。据雷州的方志①记载,自唐太宗贞观年间起,历代帝王曾先后14次褒奖陈文玉,其封号屡屡更新,地位步步抬升。而到了新世纪的2007年,陈文玉又入选“南粤先贤”和“广东历史文化名人”则更使这位雷神名扬四海。

  不过,在翻阅陈文玉的有关资料时,我们发现:现存记载陈文玉事迹的,大都是明清以来的文献。一个生活在陈朝至唐初的历史人物,在隋唐的历史文献中②却没有留下蛛丝马迹这不能不使我们疑问顿生:历史上是否真有陈文玉其人?

  现存绝对年限最早的历史文献,据说是中唐作家沈既济的《雷民传》。文中说:“尝有雷民畜败犬,其耳十二。每将猎必答狗,以耳动为获数,未尝五动。一日,诸耳毕动。既猎,不复逐兽。至海旁,是中鸣。郡人视之,得十二大卵以归。置于室中,后忽风雨若出自室。既雾就视,卵破而遗甲存焉。后郡人分其卵甲,岁时祀奠,至今以获得卵甲为豪族。”这条记载不仅出现时间最早,而且是此后类似描写的“母本”,因此值得注意。不过沈既济在讲述雷神传说时,却不提陈文玉,这就颇值得玩味了。《雷民传》见于康熙康县志,县志没有注明其原始出处,搜罗唐代散文和传奇小说甚全的总集《全唐文》、《太平广记》中没有该文;从文字本身看,《雷民传》有多处不太通顺,如“每将猎必答狗,以耳动为获数,未尝五动”、“至海旁,是中鸣”等等,文笔纯熟老到的沈既济似乎不应犯此类错误。这一连串的问题,使这条记载疑团重重。

  记载雷神事迹最早的3篇历史文献,不仅作者难以落实,而且对“陈文玉”要么不提,要么相互抵悟矛盾,不像后世文献对雷神生平描写能够自圆其说、无懈可击。“唐宋”文献含含混混,明清文献却言之凿凿,两者形成了违背常理的鲜明对比,“陈文玉”的身世遂为后人留下千古之谜。

  陈文玉的“诞生”

  历史上并无“陈文玉”其人,那么,“陈文玉”是如何诞生的,其诞生的背景与原因是什么?则是我们试图解释的第二个问题。在《试论明清时期雷州民间神庙文化》‘文(岭娇春秋—雷州文化论文集浓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中,冼剑民曾据万历、嘉庆、道光《广东通志》、万历、康熙、嘉庆《雷州府志》、康熙梅康县志),对历代帝王14次加封雷神的情况做了统计表,表中封浩唐代1通,五代2通,北宋3通,南宋5通,元1通,清2通,而现存有实物为证的,只有元泰定、清乾隆十九年2碑。也只有乾隆碑中才第一次出现了陈文玉的名字,无怪乎清初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中没有陈文玉之名了,因为其时的雷神传说中还没有这个名字。值得注意的,是上列14通封表1序号加封年代封号贞观十六年(642 )乾化元年(911)大有十三年((940 )开宝二年(969 >开宝三年(970)熙九年(1076)绍兴三十一年(1161 )乾道三年(1167)庆元三年(1197)淳佑十一年(1251)德佑元年(1275 )泰定二年(1325 )乾隆十九年(1754 )乾隆六十年(1795)雷震王雷霆护国显应王灵震王灵震显明昭德王灵明昭德王威德王显震王威德昭显王威德昭显广佑王威德昭显普济王威德英灵昭顺广佑普济王神威刚应光化昭德王宣威布德之神康济宣威布德之神。要之,“陈文玉”是统治者出于神道设教的政治需要、民间雷神崇拜的习俗、通俗文学创作无意之中合力虚拟出来的“历史”人物。“陈文玉”的形象是在明末崇祯年间到清代嘉庆、道光时代才逐渐定型的。而陈文玉之名,则是在乾隆时才出现的。“陈文玉”的历史文化价值

  “陈文玉”只不过是人为制造出来的,“陈文玉”只是一个文化符号,那么,“陈文玉”是否毫无价值、毫无存在的理由?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首先,雷神出生的神话故事是岭南文化融入中华文化的一个出色范例。雷电是自然界常见的现象,因其威力巨大,使中华先民由敬而畏,渐渐产生了雷神崇拜。正如朱天顺先生《中国古代宗教初探》中所说:“中国古代,人们所迷信的雷电神的神力、神性,以及其本体和面貌等,都可以从古人对雷电威力的迷惑不解,以及怕受其危害的心理状态中找到根源”,雷神是科学知识低下的先民对自然界雷电现象畏惧心理的倒影;雷神从无形至有形,其形象从半兽半人而“人化”折射着古代中国的人对自然界和客观世界的观念。不过,中华先民生活在广裹的神州大地上,从以黄河流域为活动中心,到繁衍至长江流域,再辐射至全国各地。

  这样一来,尽管不同时期生活在全国各地的人群不约而同地产生了雷神崇拜,但是,雷神的具体居所却无从安置。无论是神话传说,还是志怪传奇,都没有对雷神的居住地作统一的规定,雷神倏忽而来,一击而去,犹如云中之神龙,见首不见尾。如果说在中古之前,中国常常处于分裂之中,雷神居无定所还不至于产生太大问题的话,那么到了唐宋,古代中国走进了继秦汉之后的第二个大一统时期,民间诸神在各地的信仰不断碰撞组合中逐渐统一之时,再不给雷神安顿住所就说不过去了。雷州多雷,与印尼的爪哇同为世界两大雷区,每年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天数打雷。雷州人对雷鸣早已安之若素,可过去他乡之人并不了解雷州这一特殊自然现象。随着唐宋大一统局面的出现,南岭内外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雷州多雷。除了上文引用过的《国史补》、《岭表录异》、《投荒杂录》、《梦溪笔谈》。

  最后,陈文玉出身故事还折射着中华民族惩恶扬善的心理。唐宋以前文献中的雷神,是个浑浑噩噩、到处乱撞、不知好歹的家伙,裴铡的陈莺凤故事就是一个显例。明清以下情况就不同了,雷神成了惩恶扬善的角色,像《西游记》十五回,孙悟空在车迟国与三妖斗法行雨,在雷声响出地崩山裂之势的时候,车迟国百姓战战兢兢,“户户焚香,家家化纸气书中接下去是如此描写的:“孙悟空高呼:‘老邓!仔细替我看那贪赃坏法之官,忏逆不孝之子,多打死几个示众!’那雷声越发振响起来。”老邓即雷神“雷声普化天尊”手下的邓元帅,孙悟空要他多劈死几个坏人,表现的就是惩恶扬善心理。类似的记录和描写,在明清的诗文小说戏曲中所在多有,雷祖陈文玉的故事当然也不例外。其实,在中国,宗教也好,文学也罢,其中都充满着引人向善的精神,因此,雷祖的诞生,与中华民族惩恶扬善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是同步的。换言之,陈文玉的诞生在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的形成巩固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毋庸赘言的。

  总而言之,“陈文玉”作为文化符号,具有其特殊的文化价值。从上述几个方面来看,陈文玉之入选“南粤先贤”和“广东历史文化名人”,也有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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