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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hy-hk.com--节日演讲稿】
明隆庆至万历50余年间，明王朝急遽走向衰落，社会心态日趋放佚，文人阶层弥漫着浓重的末世情绪，社会现实强化了人们对权威和传统的怀疑。在学七子者“剽窃成风，万口一响”（袁宏道《叙姜陆二公同适稿》）的创作背景下，反拟古主义思潮再一次高涨起来。徐渭、李贽、汤显祖、袁宏道等相继而起，革新主张声势大振。
李贽的思想受左派王学中的泰州学派和佛教禅学的影响较大。他肯定人欲的合理性，认为追求享受、好货好色是人的天性，“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答邓石阳》）在社会伦理道德方面，他强调社会平等，反对圣人凡人之分、智愚之别，反对男尊女卑、“妇人短见”等观念，认为女子同样能参政治国，能作佳文妙诗。他甚至主张自由择偶，赞赏《西厢记》中莺莺的反叛精神，赞扬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是“忍小耻而就大计”。他把《六经》、《论语》、《孟子》等看作是弟子随笔记录，并非“万世之至论”，反对“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他指出道学家的学风是“致饰于外，务以悦人”，一旦国家有事，道学家就“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焚书因纪往事》）在文学方面，他继承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和王充反虚伪、求事实的传统，提出要求恢复人的自由自觉本性的“童心说”，强调作家保持未被假道学熏染过的真见解、真感情和独立人格。
李贽的散文短小精悍，笔锋犀利,在内容上突破了文以载道、宗经宗圣的传统，对假道学进行了剥皮剔骨地揭露，表达了新的时代内容。如《赞刘谐》：
有一道学，高屐大履，长袖阔带，纲常之冠，人伦之衣，拾纸墨一二，窃唇吻之三四，自谓真仲尼之徒焉。时遇刘谐。刘谐者，聪明士，见而哂曰：“是未知我仲尼兄也。”其人勃然作色而起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子何人者，敢呼仲尼而兄之？”刘谐曰：“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其人嘿然自止。
此处用漫画与特写手法，对披着“纲常”、“人伦”外衣的道学先生极尽奚落嘲讽之能事，深刻地体现出李贽反对偶像迷信的思想。再如《题孔子像于芝佛院》一文，尽情嘲弄了盲从孔子者的昏聩，笔调既辛辣又风趣。
1、公安派
晚明反拟古主义思潮中，以公安派的声势最为浩大。公安派的领袖和最主要成员是出生于今荆州市公安县的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史称“公安三袁”。
“公安”派的先锋是袁宗道。当李攀龙、王世贞之学盛行时，袁宗道在翰林院中写了《论文》上下篇 ,对王、李的拟古大加鞑伐 ,拉开了袁氏兄弟反对复古模拟冲击文坛的序幕。
在反拟古斗争中 ,袁宏道堪称一员主将。万历十九年和二十一年 , 袁宏道曾先后两次去湖北麻城向“左派王学”的后期代表人物李贽问道，“始知一向株守俗见 ,死于古人语下 ,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然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 ]所谓“一段精光”，是个体基于自然秉性再经社会实践而形成的生命冲动，那种“浩浩然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的心灵体验，是对思想上摆脱一切束缚、获得文学创作的真正自由后的美妙心境的形象描写。由此可以看出，李贽的疏狂个性、豪杰气质、无所执著的解脱方式和肯定自然人性、怀疑权威的思想深深影响了袁宏道。经过左派王学和狂禅的精神洗礼，袁宏道既在思想上获得了蔑视传统的内在动力,又在文学观念上取得了突破格套的理论勇气。从此，他心明胆壮，思路大畅，在文坛上显示出一种非常激进的姿态。万历二十三年到二十四年，袁宏道任吴县县令，吴地世风和士风增强了袁宏道纵情适意的个性心态，他荟集江南进步文人学士，吟诗、撰文，抨击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的句比字拟 ,主张一空依傍 ,自创新奇，他在《序小修诗》中旗帜鲜明地正式提出“性灵说”：“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既疵处亦多本色独造。然余极喜其疵处，而以为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习气故也。”这段话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为纲要，阐发了性灵说的基本特征。袁宏道的性灵说既涵融了“性灵”一词指陈的性情、感受、天性、灵性等传统意义，又接受了心学、庄禅之学的影响，更伸发了李贽童心说推重真心本性、反对理法束缚的思想，要求破除从内容到形式的一切清规戒律，最充分最自由地表现个性和真情实感，向文学自身回归。
袁宏道从自然人性论出发，强调自然天真和自然趣味，重视情真而语直的民歌与时调小曲，表现出市民阶层的识见和审美情趣。袁宏道《叙小修诗》说：“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由于他虚心学习民间文学直抒胸臆的精神，借鉴其生动活泼的表现手法和富有表现力的语言，他的诗文表现出以俗为美的倾向。如《江南子》其一：“鹦鹉梦残晓鸦起，女眼如秋面似水。皓腕生生白藕长，回首自约青鸾尾。不道别人看断肠，镜前每自销魂死。锦衣白马阿谁哥，郎不如卿奈妾何？”诗中用语造词显然吸收了吴哥的特点，绕具清新绵丽的色泽。再如《櫂歌行》，原是乐府相和歌曲的调名，袁宏道用这一曲调来写新诗：
妾家白萍州，随风作乡土。弄篙如弄针，不曾拈一缕。四月鱼苗风，随君到巴东。十月洗河水，送君发扬子。扬子波势恶，无风浪亦作。江深得鱼难，鸬鹚充糕臛。生子若凫雏，穿江复入湖。长时剪荷叶，与儿作衣襦。
通过渔妇的倾诉，渔民的艰难生活情景如一幅幅画图展现在读者的面前。民间文学之于袁宏道的诗，厚其根基，增踵其华，使其从头巾气中解脱出来。
袁宏道“性灵说”理论产生的旺盛期和诗文创作的高潮期是在他创作活动的前期。综观他的前期作品 ,始终贯彻着袁宏道诗文理论反对拟古和求新主变的主题。如他的传记体散文自我作古，不事依傍，表现出鲜明的求新尚奇特色，《徐文长传》描写徐渭之“狂”：“显者至门，或拒不纳，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满面，头骨皆折，或以利锥锥其两耳，竞不得死。”《醉叟传》写醉叟之怪：“年可五十余，无伴侣弟子，手提一黄竹篮，尽日酣沉，白昼如寐，百步之外，糟风逆鼻”，“不谷食，唯啖蜈蚣蜘蛛、癞蛤蟆及一切虫蚁之类……”。他笔下的奇人都是其求新主变文学理念的感性折射。
袁宏道后期诗文理论中求新主变的色彩逐渐淡化，甚至出现了变调、转向的苗头 ,其标志便是他对自己前期理论的反思和怀疑 ,这已属于性质上的变化 ,它直接开启了公安派衰微期的理论端绪。袁宏道后期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时 ,忏悔意识与日俱增。他对过去的“狂慧”、“狂禅”的态度作了深刻的反省 ,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身体力行 ,一度断诗、断肉、断房事 ,对自己从前的各种情欲形式作出了彻底的否定。在思想上，他偏重修持和讲求稳实 ,“觉龙湖(李贽 )等所见 ,尚欠稳实”,“遗弃伦物 ,腼背绳墨 ,纵放习气 ,亦是膏肓之病”［ ］。从立志要作人间大丈夫 ,到“安心”作世俗主人 ,袁宏道人生态度的调整 ,也必然引起审美思想的转变。他在《哭江进之序》中说:“进之才俊逸爽朗 ,务为新切……然余所病 ,正与进之同症。”对自己早年一味追求的“新切”表示了悔悟，诗风由早期作品的浅率俚俗转趋深厚蕴藉。同时 ,他大谈中和之道 :“喜不溢 ,怒不迁 ,乐不淫 ,哀不伤 ,和之道也。”［ ］早年那种离经叛道，放任自流的风习已不见了踪影。与之相适应 ,其“性灵说”也有了不同的内涵 :“唯淡也不可造；不可造 ,是文之真性灵也。”［ ］以“淡”作性灵说的内涵 , 是与他修持净土宗的宗教信仰密切相关的。沿着由强调自然之“趣”到标举自然之“韵”再到将“淡”作为审美最高境界的方向转变下去 ,袁宏道走着一种由感性向理性精神回归的道路。袁宏道后期思想发生变化的诱因是他对唐宋诸大家诗文重新认识。他第二次出仕，在北京任闲职期间，读唐宋诸大家诗文集，惊叹不已：“每读一篇，心悸口呿，自以为未尝识字。……古人微意，或有一二悟解处，辄叫号跳跃，如渴鹿之奔泉也。”他对诗文古典审美理想的认同明显比以往增强。但这只是一个比较浅层的原因，更深层的原因是时代文化语境的变化。文化保守主义重新抬头 ,并借助政治权威来对新思潮进行反攻，使袁宏道强烈地感受到了外部的压力。而宗道的英年早逝 ,更使他感到生命无常。他最终选择了收敛个性，弃禅入净 ,在山水与佛老的境界中安顿自己的身心。袁宏道既是公安派的灵魂人物 ,也是晚明思想解放运动的主将 ,他的心路历程所画出的转变轨迹 ,无疑也具有整个晚明文人心路与社会文化思潮路向的意义。
袁中道早年跟着兄长习作抒发性灵之作 ,中年后他既看到公安派的创新之功，又目睹公安派末流片面强调性灵而抛弃必要的“法”，变清朗自然为率意俗陋，于是，他强调学习汉魏三唐诗的精神，提出“情”与“法”相结合，性灵与格调兼重的主张。袁氏三兄弟的文学活动划出了公安派变化的阶段性轨迹：宗道如起于青苹之末的微风，宏道如浩荡突进的狂飙，中道则如狂飙之后的熨波之清风。
公安派是吮吸晚明心学与佛学的营养而成长起来的，其性灵说是晚明文学思潮中最具典型的理论，它倡言个人性情的自适，带来了个性意识的主动高扬和自我价值的顽强表现，冲击了文学复古派精心设计的“格调”壁垒，打破了拟古主义的陈腐格局。袁宏道在答李元善的信中自豪地说 :“弟才虽绵薄 ,至于扫时诗之陋习 ,为末季之先驱 ,辩欧、韩之极冤 ,捣钝贼之巢穴 ,自我而前 ,未见有先发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充分肯定了对袁宏道扫除拟古主义阴霾所起的历史作用 :“中郎之论出 ,王李之云雾一扫 ,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 ,搜剔慧性 ,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 ,其功伟矣。”从诗歌理论发展史来看 ,性灵说于儒家的美刺传统、温柔敦厚之外别开一种境界。但优游适世的生活态度限制了公安派的社会政治生活阅历和识见，导致他们创作时过分依赖直觉体验与即兴挥洒，故而作品的深度与张力有所不足，作家的主体精神也得不到充分表达。
2、竟陵派
当公安派风靡文坛之时，以锺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又紧接其后，崛起于江汉平原。他们在理论上接受了公安派“独抒性灵”的口号，主张“有真情，方有真诗”（《《钟谭二先生评明诗归》》。钟、潭曾评选隋以前诗为《古诗归》，评选唐人之诗为《唐诗归》，给当时的诗坛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随着《诗归》流布天下，竟陵派成为当时影响很大的诗派。《诗归序》是竟陵派诗歌理论的纲领性文章。钟惺把选《诗归》宗旨概括为 :“引古人之精神 ,以接后人之心目 ,使其心目有些止焉。” 明确地表明要从古代诗人作品中去探索正确的创作精神，以救正当时诗歌创作的偏颇。古人的精神在钟惺看来 ,即主要表现为幽情单绪。《诗归序》说：“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 幽情单绪是钟惺诗歌思想的核心 ,其他一切主张即从此出发 ,得以阐释。
钟惺非常强调诗歌艺术的非功利性，他在《简远堂近诗序》中说：“诗，清物也。其体好逸，劳则否；其地喜静，秽则否；其境喜幽，杂则否；其味宜淡，浓则否；其游止贵旷，拘则否。”所谓清、静，就是要远离世俗污秽，保持诗人心灵的清净；所谓幽、淡，就是要保持诗人内心世界的独立与自然；所谓逸、旷，则强调诗人心灵的自由，不拘泥于声调、体裁、气象、格力而蹈人陈言。他们也向往古人“卓大坚实”的浑厚境界，强调灵与厚的统一，钟惺《与高孩之观察》一文说：“诗至厚无余事矣。然从古未有无灵心而能为诗者。厚出于灵，而灵者不能即厚。然必保此灵心，方可读书养气，以求其厚。”认为只有内心既丰厚又清灵，才能写出好诗。这种诗文观是较为全面深刻的理论形态。钟、谭的诗学理论稍有不同，谭元春认为“苦”、“寒”是诗学一病，他倡导的是“清”、“幽”境界。
在重视自我精神的表现上，竟陵派与公安派是一致的，但二者的审美趣味迥然不同，而在这背后，又有着人生态度的不同。公安派诗人虽然也有退缩的一面，但他们敢于怀疑和否定传统价值标准，敏锐地感受到社会压迫的痛苦，毕竟还是具有抗争意义的；他们喜好用浅露而富于色彩和动感的语言来表述对各种生活享受、生活情趣的追求，呈现内心的喜怒哀乐，显示着开放的、个性张扬的心态；而竟陵派所追求的“深幽孤峭”的诗境，则表现着内敛的心态。钟惺在《《答同年尹孔昭》中说 :“我辈诗文到极无烟火处 ,便是机锋。”既主幽深 ,便不能不离却世情 ,因幽而至于冷僻 ,因深而至于晦涩 ,大有从元、白而变为郊、岛之势。钱谦益说他们的诗“以凄声寒魄为致”，“以噍音促节为能”（《列朝诗集小传》），是相当准确的。
钟惺的散文内容上多有可取 ,艺术上别出手眼，在晚明的散文天地里独树一帜 ,对当时和以后的散文创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浣花溪记》被公认为是钟惺散文中最能体现“幽深孤峭”艺术风格的代表作。文章写他游览成都浣花溪杜工部祠的一路所见所闻所感。首先通过一连串生动的比喻，把成都城南万里桥-带溪水明沏，窈然深碧，树木繁茂，竹柏苍然的景色描绘得明丽如画，接着再写游人临溪的感受，神清气爽，肌肤通达。然后，踏着游人的足迹，经小亭，跨板桥，过梵安寺达杜工部祠，祠内杜甫的石刻肖像已显得颇为清古，石刻本传也由于风雨的剥蚀而残缺不全。然而 ,作者的用心并不是单纯地描绘景物而已。只要我们从容涵咏 ,自会体味出他所描绘的浣花溪深幽清冷的景色之中隐含着“幽情单绪”--那种对现实冷峻的思考、独特的感受和孤傲的人格。文中在瞻仰了颇为“清古”的杜甫像以后 ,作者情不自禁地发了一段慨叹 :“……穷愁奔走 ,犹能择胜 ;胸中暇整 ,可以应世 ,如孔子微服主司城贞子时也。”这儿不仅有对杜甫苦难经历的同情 ,更有对他博大胸怀的敬仰。倘若我们联系钟惺所处的时代以及他个人的经历细细咀嚼一下 ,那么就可感到这段文字言外之意隐隐隆隆 ,其中似乎有对时势的隐忧 ,有对自己境遇的感慨 ,也有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文章结尾以闲笔补写出游情况 :“使客游者 ,多由监司郡邑招饮 ,冠盖稠浊 ,磬折喧溢 ,迫暮趣归。是日清晨 ,偶然独往。”这两句实乃全篇之警策 ,既寄寓着对权官俗吏强烈的鄙薄之情 ,又表现出自己的孤衷峭性。
竟陵派清奇邃古的诗歌创作风格源于唐末的贾岛和姚合，很适合那些找不到生活出路的末代文人的口味，因而赢得了众多诗人的追随 ,当时独成一体 ,号“钟谭体”。“钟谭体”偏重心理感觉，有时错杂时空，有时巧用通感，主观性很强，如谭元春的《观裂帛湖》使用奇怪的字面，造成森秀峭拔的意境，全诗象被一种宇宙中充盈的神秘气氛所笼罩，给人以幽塞寒酸的感觉。他们有些诗歌的语言奇谲拗折、追幽凿险，常破坏常规的语法、音节，如钟惺《昼泊》：“树无黄一叶，云有白孤村。”谭元春《太和庵前坐泉》：“鱼出声中立，花开影外穿。”这样的诗句无疑是艰涩拗口的。
钟惺爱用硬毫健笔来描写险奇的山水，并在其中蕴含哲理性的沉思。如《西陵峡》：
过此即大江，峡亦终于此。前途岂不夷?未达一间耳。辟入大都城，而门不容轨。虎方错其牙，黄牛喘未已。舟近却湍中，如狼疐其尾。当其险夷处，跳伏正相踦。回首黄陵没，此身才出匦。不知何心魂，禁此七百里？梦者入铁围，醒犹忘在几。赖兹历奇奥，得悟垂堂理。
这首诗用一种与危峰绝壑相适应的拗峭笔调来描绘峡流的奇险，但总体看来还是通俗的，诗中譬喻有方，哲理味道十足，只是其中爱用虚字而略减诗味。
钟惺、谭元春诗集中不乏清新秀美的诗作。如钟惺《桃花涧古藤歌》运用比喻手法寄托情怀，写得明白晓畅。其中“春来影落涧水中，不与桃花同其去”两句把作者高超的人格和对趋附之徒的鄙薄写得跃然纸上。钟惺《江行徘体》十二首，写沿途的所见所闻，将自然风景与人情风俗融为一体，其语言相当清新明快。谭元春在《远村》之一中，仅选择了几个富有感情色彩的场面--“不揖径坐床”、“呼我以小子”、“导我凿藕塘”、“欣然求数章”--就将一个开朗豪爽的“长眉叟”勾勒出来。谭元春的《舟闻》是一首描写秋月之夜泛舟的七绝。诗中把秋月之夜在轻舟上所见的明月、江色、所听到的远钟声，融进诗中，构成一幅秋夜泛舟图，全诗语言质朴，意境明朗。
竟陵派诗风在明末乃至清初盛行一时，其影响要比公安派来得更久远。钱谦益站在正统立场上对竟陵派大加掊击，斥为“诗妖”，甚至指为国家败亡的朕兆（见《列朝诗集小传》），显然是出于门户之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