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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情况下谈话要含蓄

  不便直说的活不便直说的话往往是由说话的场合、说话者的身份、说话时的心理情况等等决定的。如在古代,臣子看到君王有过失,进谏时,就很注意说话的含蓄。因为君王十分讲究保持至高无上的尊严。如果大臣有损“龙颜”,是要掉脑袋的。传说汉武帝晚年时很希望自己长生不老,一天,他对侍臣说:“相书上说,一个人鼻子下面的‘人中’越长,命就越长;‘人中’长一寸,能活百岁。不知是真是假?”东方朔听了这话,知道皇上又在作长生不老梦了。皇上见东方朔似有讥讽之意,面有不悦之色,喝道:“你怎么敢笑话我?”东方朔脱下帽子,恭恭敬敬地回答:“我怎么敢笑话皇上呢?我在笑彭祖的脸太难看了。”汉武帝问:“你为什么笑彭祖呢?”东方朔说:“据说彭祖活了八百岁,如果真象皇上刚才说的,‘人中’就有八寸长,那么,他的脸不是有丈把长吗?”汉武帝听了,也哈哈大笑起来。东方朔是聪明的,他用笑彭祖的办法来讥讽汉武帝的荒唐,真有些指桑骂槐的味道。这种含蓄的批评,汉武帝却是愉快地接受了。现实生活中,某种话直接讲影响不好,或有失体统,要讲也只能用含蓄的方法来表达。周恩来说话就十分注意这一点。1947年8月上旬,他跟随毛泽东转移到一个叫曹庄的地方。当时敌人的追兵仅离中央机关只有二三十里地了。为了甩开敌人,必须改变行军路线。负责警卫的同志吩咐后边的警卫部队要把转移后的痕迹抹掉。毛泽东知道后说:“没有问题,就是在这里竖块牌子,注明‘毛泽东向西北山上转移’,那些蠢货也毫无办法。”这些话虽然体现了毛泽东对敌人的蔑视,但他说了“没有问题”,扫除痕迹的任务还执行不执行呢,对战士来说是一个难题,却又不便多问。周恩来既没有明确去否定这种讲法,又坚持原来的方案,婉转地补充说:“有备无患,还是去吧,让敌人多找一会儿也不错。”几句话说得十分妥贴,战士们明确了任务,迅速地执行去了。在世界各民族中,人们都对一些事物或现象,从来不愿意直说。最突出的是关于死亡。对“死”都用种种说法来婉言指称。在汉语中,如逝世、捐躯、永别、送命、丧生、作古、去世等等,这已成为一种带普遍性的习惯了。

  除此,古今中外都倾向讳言有关人体排泄等秽物及其处所的现象。我国已故的学者冯文智回忆过一件事。有一次他去赶集,想买一只“夜壶”(即尿壶,冬天在床上用)。到了一个卖陶器的小摊上挑了几个,虽然不错,却嫌大。卖壶的老人一心想做成这笔生意,便劝他买个大的。但没有直说,而是说:“冬天,夜长啊。”其意思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老人说,冬天多小便,大了正好。”这既浅露又过于粗俗,而他妙在既要把话说出来,又不失礼节,让人心领神会,言同又文雅。又比如一个姑娘遇到一位男青年求爱,她并不想发展这种关系,不便直接拒绝,以伤对方自尊心,就可以说:“我们互相还都不了解,谈恋爱可能过早,请原谅。”这就含蓄地表示拒绝,显得既大方,又有礼貌。日常生活中,说到对方缺点错误时,人们也倾向于用含蓄的办法,目的是为了尊重别人,避免刺激人家,以期收到较好的效果。有一位市场的营业员,遇到一位顾客买菜时,把黄菜叶都剥掉了。营业员没有直接指出来,而是提醒顾客说:“先生,请小心,别把菜叶碰掉了。”顾客一听,明白了,红着脸把菜放下了。营业员有意把已发生的事说成提防发生的事,把有意的“剥”说成无意地“碰”,这样既纠正顾客的错误,又使顾客保留面子。另一次,有位顾客没给钱就把菜拿走了,营业员叫住他说:“先生,您是不是忘了付钱。”顾客只好回头把钱付清。营业员不是质问训斥,而是选择“忘”这一词,既含蓄又有策略。

  不必直说的话出于艺术表达的需要,把本来可以直说的话,故意不直说,却用含蓄的办法表达,从而产生一种耐人寻味、幽默的效果。例如:有一个酒店老板,脾气非常暴躁。一天,有个客人来喝酒。客人才喝了一口,嘴里便叫:“好酸,好酸!”老板大怒,不由分说,把客人绑起来,吊在屋梁上。这时来了另一个顾客,问老板为什么吊人。老板回答:“我店里的酒明明香醇甜美,这家伙硬说是酸的,你说该不该吊?”来客说:“可不可以让我尝尝?”老板殷勤地给他端了一杯酒,客人呷了一口,酸得皱眉睐眼,对老板说,“你放下这个人,把我吊起来吧!”后一个顾客回答也是很机智的,他尝到了酒酸,但不说个“酸”字,却幽默地请老板把自己吊起来。这样说,显得含蓄,既收到强烈的讽刺效果,而且显得有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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