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hy-hk.com--五一劳动节】

  “妈妈,我要吃红薯。”一走进菜市场,孩子就指着堆放在菜摊旁的红薯对我说。这年头,孩子的话就像圣旨,我不假思索地走上前去,挑了几个看上去又大又光滑的红薯,称了,付了钱——感觉价格贵得离谱,二块五一斤。我暗笑,若在老家,那些堆成山一样的红薯,喂猪,猪都不太爱吃的,更别说,再让人花钱去买了。

  家乡的红薯叫红苕。每年桔子成熟的季节,地里的红苕也长大了,人们开始把它们从土里挖出来,再种冬小麦。那是一年中最后一个农忙节。田间地里,热闹非凡。男人们挥舞着锄头,一边把生长在土里的红苕刨出来,一边和邻地里的男人聊着天,从天气到收成,或三里五村的新鲜事儿。有时也偶尔说到国家大事,开心处,“哈哈”大笑几声,引得女人和孩子们附和的笑。乏了,就聚在一处,用锄柄当了临时的凳子,相互散着烟,再神吹海聊一通。女人和孩子们就把红苕捡起来去掉泥,再堆放好:个儿大的,放进用竹子编制的箩筐里;个子小的、被挖坏的,堆放在另一边,这样的红苕,容易坏,不易储存,所以喂猪的时候,先捡这样的洗。每放满两个箩筐,男人就取来扁担,套上箩绳,牙一咬,眉一挑,腰一挺,扁担和箩筐就在肩上了,一路有节奏地晃晃悠悠,嘴里断断续续哼哼唱唱,以此表达着丰收的喜悦。

  红苕大多是红皮儿的,被泥糊着的时候,看上去灰不溜秋,很像孩子们被弄脏的脸,经水一洗,就露出光鲜亮丽的面容。用刀去掉皮儿,再切开,从里面渗出奶白色的液体,这时,孩子们肚里的馋虫就要作怪了,张嘴一咬,脆脆的,甜甜的,这就是我小时候唯一能吃到的“水果”。

  有几年里,每年红苕丰收后,也是我最犯愁的日子。那年月,土地刚分配到户,人们没有别的经济来源,就指望那点地打点粮食填饱肚子。偏偏家乡又是人多地少,水稻的产量也不高,除了上交粮税,人们常常是寅吃卯粮,小孩大人个个面黄肌瘦,红苕,也很自然地成了那时的主食。看吧,每到傍晚时分,生产队仅有的堰塘边上,围着一圈洗红苕的男女。依然是竹子编成的筐篼,装着大半篼红苕,先往水里浸透,再“唰唰”地搡动着,他们的身形起伏有致,面赤心热,不时地挥手擦擦头上的汗,脸上尽是欣喜的神色。等到浊水散去,红苕就算洗净了,将篼捞出水面,把水沥干,提回家,挑好的红苕去了皮儿,切成小块儿,或熬一锅红苕稀饭,或用木甑蒸。木甑是由杉木板箍制而成的圆桶,外形类似中空的圆台,内有带孔的隔板,顶部有盖。蒸红苕饭的时候,将桶内的隔板上铺一层厚厚的红苕,上面再铺一层薄薄的夹生米饭,一起大火蒸了,待到木甑四周散出热腾腾的蒸气,红苕和米饭特有的清香,便扑鼻而来。打开木甑盖,那一甑颗粒饱满,晶莹透白的米粒,诱得人直流口水。米饭下面熟烂的红苕,浸透了大米的香味,软软的,糯糯的,越发香甜,它在我幼小的年岁里,填补了不少缺糖少油的日子。

  刚开始几顿红苕饭,吃得特别顺口,左一碗右一碗,肚子撑得圆鼓鼓的,仍不肯放下碗筷。日子越往后,我对顿顿不离红苕的饭就渐渐地犯了愁。父亲却照样吃得香甜,还说他小的时候正赶上自然灾害,人们都没吃的,啃树皮,吃“仙米”(一种泥),见了青草也是香的,不知饿死过多少人,这红苕饭,跟以前比起来,要算是好饭了。

  父亲的经历和让我痛惜的话,也曾让我惭愧过一阵,决心不再挑食。可我吃饭的速度,还是慢了下来。每当端起一碗红苕饭,还是不由自主地先挑了饭粒入口,碗里的红苕,堆了大半碗,不得已,到了最后,只得将那令我早已不甚感兴趣的红苕塞进嘴里,慢慢嚼,越嚼越没味,越嚼越不想下咽,又怕父亲责备,只得强行咽下去,再也不肯多吃。令我痛苦的是,每顿吃剩下的红苕,父亲也不肯倒掉喂猪,而那些隔顿的红苕,已经变得发黑、发硬,也吃不出甜味了。

  最让我不能接受的是父亲有时干脆拿红苕当晚饭,清水煮上半锅,放上盐和少许的猪油,就着咸菜和辣椒吃得有滋有味,我却是食欲大减,只肯盛上一小半碗红苕大半碗汤,将那个已令我非常讨厌的红苕用筷子碾碎,搅成一碗糊糊状,硬着头皮“咕噜、咕噜”喝下去,那样子,绝不亚于大人拧着眉喝中药时的苦,还有壮士断腕般的豪迈。

  其实在那个年代,尽管常有人口多的人家吃了上顿没下顿,只能拿红苕充饥,在我家,三个人的地种出的粮食两个人吃,一个大人一个小女孩,是绝对够吃的,还真是年年有余。

  最令我不平的事也就在此处:每年稻花飘香的时节,来家里的熟人就多了,先是叔叔伯伯,然后是同一生产大队的婶子大爷,他们挑着箩筐来了,父亲就把粮仓打开了,金黄的谷子,五十斤一百斤,人多的时候,父亲还要自作聪明地帮他们分开,说是“相互匀兑”,“饿了大人也不能饿了小孩子……”

  最后只留下约摸够我们爷俩吃到新稻谷成熟的分量。每到这时候,我心里就很不服气,对父亲的意见大了去了,哦,一年让我吃将近半年的红苕,合着就是为了省下粮食帮别人渡过难关呀?自己家丫头还比不上别人的亲了?哼!就晓得对别人好!

  后来的几年,人们种上杂交水稻之后,稻谷的产量提高了不少,人们也不用再借粮了,红苕也不知道几时退出了我们的饭桌,香喷喷的大米饭,想吃多少有多少,每年照样堆成一座山似的红苕,则成了猪食。有几年,父亲还抱怨,现在的猪都比过去的人吃得好,可那畜牲,竟然连红苕也不肯吃!随着岁月的推移,父亲挑红苕的腰板不那么直了,笑容还是那样亲切随和,只是,眼神里多了期待。在我离家的日子里,村里的婶子叔伯为父亲做了不少事,填补了他不少空虚孤寂的日子,仿佛一夜之间,我便长大成人,理解了当初父亲乐善好施的举动。而我和父亲之间相互的思念,比相隔的距离还要长。

  一锅红薯粥熬好了,粘粘的,稠稠的,切成大小适中的红薯块儿,黄澄澄,透亮晶莹,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孩子一个劲儿地说“好吃、好吃”,我挑起一块又糯又软的红薯放入口中,失声叫出“真甜呀!”恍惚中,脑海里浮现出父亲那饱经风霜却依然憨厚、朴实的笑脸,竟然又吃出了几丝酸涩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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