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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hy-hk.com--工人入党申请书】
汪曾祺写的《八宝辣酱》在《当代》发表系其唯一没有公开发表过的短篇小说，那么其中写了哪些东西呢?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工厂停产，成立了“工宣队”，进驻各个机关(主要是文化机关)。红卫兵、军宣队，再加上工宣队，于是天下大乱，乱成一锅粥。
工宣队的队员当然也是鱼龙混杂，贤愚不等。
打死玉渊潭的两只白天鹅的，就是进驻某剧院的一个工宣队员。今年冬暖，湖面尚未结冰，飞来六只天鹅，好些人站在岸边看。水中的鹅，岸上的人，都很悠闲。彼此无猜，信可乐也。
傍黑的时候，有一个工宣队员，提了一支半自动步枪，摸到岸边，“砰砰”两枪，击中了两只天鹅。另外四只天鹅吓得飞走了，从此再没有回来。
老邱(这位工宣队员姓邱)把打死的两只天鹅提回家，退了毛，切成块，下了花椒大料，炖熟了，约了几个哥们，就着二锅头足开了一顿。
工宣队开了生活会，对老邱开枪打死天鹅一事进行批评帮助，发言踊跃。最激动的是一位女同志。
“你为什么要开枪打死天鹅?”
“我要吃它。”
“为什么要吃天鹅?”
“天鹅好吃。我们家乡有言：‘天鹅、地鵏，鸽子肉、黄鼠。’‘地鵏’我没有吃过。天鹅，天生来是我的一口食，我得尝尝!宁吃飞禽四两，不吃走兽一斤，我不能只是吃猪头肉!——吃得我身上都带着猪拱嘴的味道!人生在世，什么都得尝尝!”
“这是什么话!——你还怪有理!”
“没理的事我不干。”
“你这样做有损工人阶级的形象!”
“‘工人阶级的形象’!你得了吧!我看啥形象?无冬历夏，一件油渍麻花的破夹克!”
“干这样的事，影响多不好!群众反映很大!”
“活该!”
老邱好像满不在乎，但还是感到一点心理压力。这几天好几份报纸都连续报道了有人打死天鹅的事，发表了好几封读者来信，很气愤。
不过他还是不在乎。
这人有点心理不平衡，对这个世界很不满意。他有个特点，喜欢虐待演员。他口里含着个哨子，“嘟嘟!”让演员紧急集合。“嘟嘟!”又立刻解散。“嘟嘟!”集合，“嘟嘟!”解散。他半天半天干这种事，拿演员当猴耍。这是对三名“三高”的演员的报复。
他闹得有点不像话，原来的工厂把他调回去了。
潘师傅岁数稍大，长得血脉和匀，面有光泽。这是个脾气很好的人，见人带笑，对“黑帮”也如此，站着跟人说话，很有礼貌，并不因为是“黑帮”，就横眉立目，大声训斥，带着一脸专别人政的杀气，——或者装出来的杀气。他被分配到剧院来，颇为兴奋。他是个票友，胡琴拉得不错，一心想到剧院来给“角儿”拉两段，始终未能如愿。一则，他那胡琴在厂里给票友调调嗓子，还够格，给专业的名角拉，差点事;再说剧院的角儿都成了“黑帮”，关在牛棚里，从牛棚里拉出个“黑帮”来让他唱一段，这也不像话。因此，他很失望。调回厂里之后，他还觉得失去了大好机会，很是遗憾。他留给“黑帮”一个很好的印象，事后“黑帮”们谈起他，还常说：“这人不错，很和气!”
老丁在厂里是车间主任，参加工宣队后，分工是领导剧本创作。但是他并不瞎指挥，不自以为是，不固执。
同时进行的有两个戏。一个剧院分为两个剧组。一个由工宣队——老丁领导。另一个由军宣队的王政委领导。这位王政委领导创作的方法简直有点离奇。他搞了一套大集体创作。由原来的艺术室的创作人员拟出全剧提纲，公布出来，发动全剧组(包括演员、乐队)都来写念白、唱词，一句也行，半句也行。每天下班之前由两个演员到各小组收集上来，在黑板上逐一公布。几经修改，终于敲定，剧本就完成了。原来的创作人员都靠边站了，或者做一点改白字，加标点等等边边沿沿的工作。王政委非常坚决，说是：“即使失败了，也要这样搞。”这是为什么呢?即使江青搞的“三结合”也没有这样的彻底。他这样做的用心是要树立一个大集体创作的范例，对创作方法革一次命，并且认为此方法应该推广，以后搞创作，都应该这样。他这样领导创作，结果是剧本搞得乱七八糟，不可收拾。他究竟是怎么想的，谁也不知道。有人说他大概有一种什么病。但是看起来很正常。他爱找人谈话，思路很清楚，用语很准确。只是他从不说笑话，也不谈往事，他说的全是书上的话，——农民把他的这种话叫做“字儿话”。
老丁和王政委不一样。这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没有“工人阶级”的优越感，不以领导自居。他知道他对剧本创作实在是外行，不胡乱支着儿，瞎出馊点子。他的领导方法也只是合乎常情，不悖常理。每次讨论剧本，他都参加，但是听得多，说得少。他也参加讨论，甚至参加争论，但是平等待人，并不是一锤定音，他说了算。
他很坦率，很本色，爱聊天。从多次闲聊中，大家对他的身世历史都了解得差不多了。他现在是印刷厂的车间主任，年轻时在上海四马路一家象牙店学徒。他的主要“生活”是磨象牙牌九，用大拇指磨。这样才光滑细腻。这是费工的生活。磨了两年(象牙店学徒三年零一节才能满师)，磨光了很多副牌九。牌九光了，他的拇指的皮厚了。每天得到老板家取饭。象牙店的伙计都由老板家供饭。他每天要由福熙路到四马路取两次饭。饭菜无非是糙米饭、鸡毛菜、小黄鱼。有一天，下雨，他担着饭桶在四马路口摔了一跤，“卜碌笃”，饭桶打翻，饭、菜、泥、水混在一起，一塌糊涂。怎么办呢?
“一人一碗阳春面!”
“一人一碗阳春面!”他不止一次说过这件事，似乎觉得“蛮有味道”。
老丁饮食简单。每天拿一只大碗到食堂里打三两米饭，从家里带来一瓶八宝辣酱。——肉丁、豆腐干，切成骰子大小块，加辣椒酱同炒，装在一个大玻璃瓶里。有人见他每天都是八宝辣酱，有些奇怪，老丁把玻璃瓶举起来，晃了晃，说：“迪只(这件)物件(东西)勿便宜!”
“迪只物件勿便宜”，这句话里包含着什么样的感情呢?
有一个秦老头每天绕玉渊潭遛弯。他家就在玉渊潭边住。他每天要遛两次弯。天不亮就起来，太阳落了才回来。他走到水闸附近，腿有点累，就找了两块土墼摞在一起，坐了坐。这地方离老邱打死天鹅的草丛不远。老邱打死天鹅是他亲眼看见的。他想起了一些事，很有感慨，自言自语：
“嗑瓜子嗑出个臭虫，——什么(仁)人都有哇!”
有关作者：
求学经历
1925年，汪曾祺入高邮县立第五小学幼稚园学习。1926年秋，汪曾祺入县立第五小学读书。
1932年秋、汪曾祺小学毕业考入高邮县初级中学读书。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今江苏省江阴市)南菁中学读高中。
1937年，日本人占领了江南，江北告急。正读高中二年级的汪曾祺不得不告别南菁中学，并辗转借读于淮安中学、私立扬州中学以及盐城临时中学，这些学校的教学秩序都因战争而打乱。汪曾祺就这样勉强读完中学。后战事日紧，汪曾祺随祖父、父亲到离高邮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半年，他在小说《受戒》里描写过这个小庵。
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大学期间，汪曾祺与同学创办校内的《文聚》杂志，并不断在杂志上发表诗歌、小说。
解放前夕
1944年，为生活计，汪曾祺在昆明北郊观音寺的一个由联大同学办的“中国建设中学”当教师，在两年的教学期间，汪曾祺写了小说《小学校的钟声》，重写小说《复仇》。后由沈从文推荐给郑振铎在上海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发表。此外，还写了小说《职业》、《落魄》、《老鲁》等。这期间汪曾祺与同在中国建设中学任教的施松卿相识，并建立了恋爱关系。
1946年秋，汪曾祺由昆明到上海，经李健吾先生介绍，到民办致远中学任教师两年，直到1948年初春离开。这期间，写了《鸡鸭名家》、《戴车匠》等小说。
1948年初春，汪曾祺离开上海到北京，与在北京大学外语系任助教的施松卿会合，临时借住在北京大学。失业半年后，才在北京历史博物馆找到工作。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3月，汪曾祺报名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在武汉被留下来参与接管文教单位，后被派到第二女子中学当副教导主任，干了一年。
1949年4月，汪曾祺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中的一种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汪曾祺初期作品8篇：《复仇》、《老鲁》、《艺术家》、《戴车匠》、《落魄》、《囚犯》、《鸡鸭名家》和《邂逅》。5月，与施松卿结婚。
解放时期
1950年，北京市文联成立。汪曾祺从武汉回到北京，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
1954年，汪曾祺创作出京剧剧本《范进中举》，后获北京市戏剧调演一等奖。秋，调离北京市文联，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任《民间文学》编辑。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他因这篇短文受到批评，但并未划定为右派。
1958年夏，被补划为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
1960年，汪曾祺被摘掉右派帽子，结束劳动，暂留农科所协助工作。
1961年春，农科所让汪曾祺到设在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画一套马铃薯图谱，可惜画稿毁于“文革”中。
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年底，汪曾祺调北京京剧团任编剧。
1963年，《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这是汪曾祺的第二个作品集。
1964年，汪曾祺等人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执笔改编同名京剧，由北京京剧团演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观看并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祝贺演出成功。
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久，汪曾祺即因“右派”问题被关进“牛棚”，但1968年迅速获得“解放”。
1970年5月21日，汪曾祺因参与京剧《沙家浜》的修改加工有贡献，而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
晚年岁月
1977年，民间文学论文《花儿的格律》发表，这是汪曾祺“文革”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汪曾祺深受鼓舞，创作热情逐渐高涨。
1979年，小说《骑兵列传》在《人民文学》第11期发表，这是汪曾祺在“文革”后发表的第一篇小说。
1980年，小说《受戒》在《北京文学》10月号发表。
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4月，《大淖记事》在《北京文学》发表。这一年汪曾祺的佳作连续发表，小说创作日趋活跃。10月，应高邮县政府邀请，汪曾祺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访问。
1982年，汪曾祺新作不断。1983年，汪曾祺的创作更趋活跃，在全国各地发表小说、散文、评论等近20篇。
1985年，在年初结束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理事。
1987年2月26日，汪曾祺在京入党。4月16日，汪曾祺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云南访问。10月，应安格尔和聂华苓夫妇之邀，汪曾祺赴美国参加国际写作活动，历时三个多月。
1988年，小说无新作，间或发表些散文、随笔。
1989年1月，《北京文学》与台北《联合文学》采取同步行动，同时出汪曾祺作品专辑。
1990年2月24日，汪曾祺写散文《七十抒怀》。
1991年5月，《蒲桥集》由作家出版社再版。
1992年4月，散文集《旅食集》由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
1993年6月，以故乡高邮为背景的小说集《菰蒲深处》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1995年春，应台湾《联合时报》邀请，汪曾祺赴台参加“两岸三边文学问题座谈会”。
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终因抢救无效而不幸去世，终年7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