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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hy-hk.com--工作述职报告】
吴祖光的《相府门前七品官》意带讽刺，大家不妨来阅读一下。
在今天我们任何一种工作岗位上，为了使工作做得更快更好，我们有必要随时随地去找一些“窍门”。根据这些年的社会经历，在我们的生活里，不找“窍门”也不行。
先说说“打电话”吧。
做一个社会上的人，谁也不免得有些朋友，有些兄、弟、姊、妹或是其他的亲戚之类;有了这些关系，也必然得有一 些交往，于是也就不免要打打电话。可是今天打个电话也不简单。电话的发明和使用原该是图个快速方便，然而今天许多接电话的人都是用刁难和不必要的繁琐来使用这种交通语言、思想的利器的。
谁都有往机关或机关宿舍里打电话的经验，接电话的对方的好整以暇的态度简直是你难以想象的。问你是哪里?叫什么名字?找谁?有什么事?……几乎把祖孙三代都要问到，最后给传不传好像还得看他高兴。
自然，假如你是为了公事打电话，抬出机关的招牌就好说话些。可是谁不有点私事呢?谁能永远谈工作，谈任务呢?
所以为了无关公事而打电话的时候，碰到这样的盘问，就总觉得有点理屈：理屈则气不壮，于是碰到的刁难就越大。为打个电话而生一肚子的气是常事。
常言说得好：“溺还能把人憋死?”打电话还是有窍门的，这个窍门叫做“以大压小法”。说来简单，电话打到科里你就说是所里;打到所里，说是局里;打到局里，说是部里;打到部里，说是院里……以此类推，见风便长;话到即传，万试不爽。
本来么，电话，电话，有声无形;虚报一下字号，免得浪费时间，有什么不好。妙在是这样说了之后，一般的是对方决不再多问什么了。原因是：接电话的人怕上级。抓住这个关键，就能打通电话。
“媚上者必须欺下”，这就是为什么打不通电话的原因。
关于电话，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去年我到昆明，想打个电话给在云南省委机关工作的妹妹;但是找不到电话号码，电话簿里没有中国共产党省委的电话。打听住处的服务人员才知道省委的电话是“保密电话”。自然后来还是找着了的，但是我实在不明白电话有什么“保密”之必要?尤其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党，是和全国人民共呼吸的党，为什么连这一和人民通消息的电话都要“保密”起来?可能某些部门，某些首长的电话要“保密”一下，但是就何以一个可以公开的电话都没有?连电话都不许人民打进来，又如何谈得到联系群众?相反地倒真是些“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味道。后来有人告诉我这可能也是一种“制度”，全国都是一样，不仅云南一 剩我查了北京的电话号簿，果然是也查不到北京市委和各区区委的电话。中共中央委员会的电话就更不用说了。
由这里我又想到另一件事情。也是去年到昆明去，为了工作的需要我去了几次云南大学，碰见了分别二十多年现在云南大学作教授的老同学们;大家自然非常开心，有一位教授约我无论如何在离开昆明之前到她家里去坐坐。和儿时游伴在一起坐坐是“人生难得几回再”的乐事，我在临行头一 天早晨绝早起来，沿着翠湖散步到云南大学;谁知走到门口便被看门的给挡住了。我说明来意，得到的答复是三个字：“不见客”。看门人脸上的表情冷若冰霜，决无讨价还价之余地：访友原为高兴之事，犯不上为这吵架生气，我只好默然而退。
自然这事情又给我一个不明白。连监狱都能接见犯人，这个“不见客”又是一种什么制度呢?好吧，就算是“关门制度”吧。更不明白的是我去过几次云南大学，门口站的同是这位看门人;就是他曾为我热情地指过路的，但是这回为什么一下子就变了脸呢?在低头忧郁地走回翠湖的路上时，我忽然想明白了：前几次我是坐了小汽车去的，最后这一次我是步行去的。问题就在这儿了，看门人“认车不认人”。他知道坐汽车的不是首长，必是贵宾;那么走路的不是人民，便是群众;在“最高学府”里受到这样的待遇真叫人感慨无穷。
事实上这也不是云南大学一个地方的事情，这些年来所到之处，十之八九，小汽车是兼有通行证的作用的。这就不像打电话那样好找窍门，打电话只有声音，而小汽车则不简单也。
机关里的某些接电话的人，某些看门人的一些上述的面貌和形象使我很自然地想起京剧《打严嵩》中的严侠来，这位“相府门前七品官，见他容易见我难”是旧社会里趋炎附势、谄上欺下的典型人物。然而千百年来阴魂不散，到了解放后的今天还是根深叶茂的。
严重的是这种精神，这种意识偏偏不是首长们所能接触和体会得到的。
拓展阅读：吴祖光人物经历
吴祖光的祖籍是江苏省武进县。一九一七年四月出生于北京。父亲吴瀛是做官的，但以诗、文、书、画闻名，又是一位文物鉴赏家。家庭的文化氛围给少年吴祖光以一定的熏陶和影响。在中学读书时，他不仅初试文学习作，发表过一些诗歌和散文，而且被京剧艺术的特殊魅力所吸引，跑戏园，捧“戏子”，沉醉其中，不自觉地接受了戏剧艺术的启蒙教育。这对他后来的戏剧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学毕业后入中法大学文学系，学习仅一年即应戏剧家余上沅之邀去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校长室秘书，后任国文及中国戏剧史等课的教师。从此与在该校任教的剧作家曹禺结识。到南京半年后，“七七”事变起，学校内迁，历驻湖南长沙、四川重庆、江安等地。就在抗战爆发的一九三七年，吴祖光完成了他的话剧处女作《凤凰城》。此剧在前后方以至香港广为演出，颇受赞誊。这鼓舞作者选择了剧本写作为终身职业。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七年的十年间，吴祖光共创作了十一部话剧，以自己独特的艺术贡献取得了他在现代戏剧史上的地位。
会现实的发展和作者不断加深的生活体验，推动着他的艺术创作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变化。吴祖光的话剧创作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抗战初期，他激于高昂的爱国热情，写出了《凤凰城》、《孩子军》和《正气歌》，这是第一个阶段。此时，他不论取材于现实，还是取村于历史，着眼点都是表现当前这场抵抗外敌、保卫祖国的民族斗争。四幕剧《凤凰城》是根据东北抗日义勇军苗可秀烈士的事迹写成的。剧中歌颂了苗可秀领导“中国少年铁血军”在白山黑水之间与日寇展开的艰苦顽强的斗争，有些场面写得引人入胜、生动感人。但初试戏剧之笔，在剧情结构、人物描写以至语言的提炼上都还不够熟练，有些地方还生硬地套用着他从戏园里学来的旧剧手法。而此时国难当头的观众首先要求的是鲜明的抗日主题和爱国激情，因此，剧作引起了强烈反响。独幕儿童剧《孩子军》(一九三九年)继续着《凤凰城》的主题，描写的是沦陷区小学生当抗日孩子军的故事。
建国前
1934年发表的小说《宫娥怨》，是其处女作。七七事变后，随剧校到湖南、四川担任语文和中国戏剧史的教学。1936年于中法大学文科肄业。1937年，吴祖光任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校长室秘书，同年创作抗日话剧《凤凰城》，成为全国戏剧界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随后几年间，他创作了《正气歌》、《风雪夜归人》、《林冲夜奔》、《牛郎织女》和《少年游》等剧作声震剧坛，以上作品均收入《吴祖光戏剧选》。1945年，他主编的《新民晚报》副刊率先发表了毛泽东的词作《沁园春·雪》。1946年，他在上海创办《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和《清明》杂志，还创作《捉鬼传》和新剧《嫦娥奔月》，声讨国民政府的反动统治，后受国民政府反动派的迫害逃亡香港。1947年，他在香港编导了《国魂》、《莫负青春》、《山河泪》、《春风秋雨》和《风雪夜归人》等电影。新中国成立后，吴祖光陆续创作出反映纺纱女工的电影《红旗歌》和儿童剧《除四害》等作品。1954年后，吴祖光导演了电影《梅兰芳舞台艺术》、《洛神》、《荒山泪》，为梅兰芳、程砚秋两位京剧艺术大师留下了极其珍贵的资料。1963年，他与妻子新凤霞合作改编了评剧《花为媒》，成为了评剧舞台上的成功佳作。此外他还创作了《武则天》、《三打陶三春》、《闯江湖》、《新凤霞传奇》和《三关宴》等大量作品。
1937年─1948年吴祖光任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讲师，重庆中央青年剧社、中华剧艺社编导，《新民晚报》副刊编辑，《清明》杂志主编，香港大中华影片公司编导，香港永华影业公司导演。
建国后
1949年后吴祖光任中央电影局、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牡丹江文工团编导，中国戏曲学校、中国戏曲研究院、北京京剧院编剧，文化部艺术局专业创作员，中国文联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副主席，友谊出版公司名誉董事长。1957年曾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北大荒(黑龙江垦区)劳动。
1960年回到北京，先后在中央戏曲学校实验京剧团和北京京剧团任编剧，写有《武则天》、《凤求凰》和《三打陶三春》等剧目。1979年调文化部艺术局从事专业创作。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写了京剧《红娘子》和话剧《闯江湖》，都颇受欢迎。他是第五届至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建国后吴祖光出版了戏剧集《风雪集》、散文集《艺术的花朵》，同时还执导了多部艺术影片，其中的《梅兰芳舞台艺术》、《洛神》、《荒山泪》等为后世留下了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程砚秋的珍贵资料。1960年回北京实验京剧团和中国戏曲研究院任编剧，创作了《三打陶三春》、《三关宴》等京剧剧本，所改写的评剧《花为媒》的电影剧本堪称传统戏翻新的典范之作。“文革”后，吴祖光创作了取材于妻子新凤霞生活经历的话剧《闯江湖》。2003年4月9日，因冠心病发作，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