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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九龄是一位有胆识、有远见的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诗人、名相。
李林甫(?—751)，小名哥奴，是唐高祖李渊的堂弟，开元初年，任太子中允;开元十四年(762)李林甫做了御史中丞。他曾向武惠妃献媚，表示愿意保护寿王，为他争取帝位，武惠妃十分感激，暗中处处帮助李林甫。李林甫还和侍中裴光廷的夫人(武三思的女儿)私相往来，巴结她。
开元二十一年(733)裴光庭去世，这位武三思的女儿，就请求宦官高力士推荐李林甫当侍中，但当时玄宗已决定用韩休。高力士把此消息泄漏给武氏，李林甫趁机向韩休献殷勤。后来，韩休任宰相后，在玄宗面前推荐李林甫说他有宰相的才能。不久，李林甫当了黄门侍郎。开元二十三年，同中书门下三品，并加赐银青少禄大夫，登上相位，同时为相的有侍中裴耀卿和中书令张九龄。
张九龄(678--740)，字子寿，谥文献。曲江人，生于唐高宗仪凤三年(公元678年)，享年六十三岁。七岁知属文，于唐中宗景龙元年(公元707年)应举登乙弟，授校书郎，唐玄宗先天二年(公元713年)应道侔伊吕科，对策第二等，拜左拾遗，上书请求开辟大庚岭新路(今南雄梅关古道)，功成迁左补阙。因才鉴出众，又晋知为司勋员外郎。宰相张说常荐九龄于玄宗，张说死后，玄宗思其言，诏拜九龄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适逢勃海王造反，皇帝赐诏，九龄援笔立成，玄宗褒赏曰：“此卿为文学之士，不知有王佐之才，他日相卿，当以经术济腾。”即擢工部侍郎知制诰，掌管王命。官至中书令，为相三年，曾上书废循资格，选拨人才，著名的就有王维、李泌、孟浩然、皇甫冉等人，复置十道采访使，又教河南数州种水稻。对唐朝的鼎盛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暗中行动，耐心等待时机
李林甫被任命为宰相，是在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五月二十八日。同时任命的宰相还有两位：侍中裴耀卿、中书令张九龄。三人之中，不论权利还是资历，李林甫都逊一筹，他只能居于第三的位置。因此，李林甫在喜登相位之余，不免心怀歉憾，愤愤不平。
裴耀卿和张九龄在朝官中是久负盛名的，二人都以才学著称，威望甚高。裴耀卿是绛州稷山人，宁州刺史裴守真次子。他幼时即聪颖过人，能属文。唐制：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径》、《论语》的儿童，可以参加童子科考试。能背诵十卷的可以授官，通七者予以出身。裴耀卿以能文擢升童子举，稍后迁秘书省正字，相王府典签。唐玄宗即位后，授国子主簿，曾任长安令，济、宣、冀三州刺史、户部侍郎、京兆尹等职。他为政宽猛适中，曾主张开漕运增加输粮量，被皇帝采纳。裴耀卿拜相时五十三岁，阅历既广，经验丰富，且在皇帝心目中很有位置，非李林甫所能相比。
张九龄的才学则又超过裴耀卿。这位韶州曲江的才子七岁时便善写文章，十三岁时把自己的文章送给当时的广州刺史王方庆看，王方庆大为赏识，说：“此子必能致远!”张九龄进士及第后为校书郎，后为右拾遗，凡吏部考选官吏及科举考试，常由张九龄及赵冬曦评其等第，时称公允。他还担任过司勋员外郎、中书舍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中书侍郎等职，多有政声。他还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以诗文为朝野所重。张九龄直言敢谏，为政清明，时称贤相。
当李林甫得助于武惠妃的枕边风，唐玄宗决定提拔李林甫做宰相时，唐玄宗曾向张九龄征求过意见。张九龄回答说：“宰相身系国家安危，若任李林甫为相，恐怕会给国家带来祸患，请陛下深思。”张九龄之所以谏阻李林甫拜相是因为他对李林甫其人多有了解，或者可以说，他是深受其害，深有所感。
李林甫为了能使自己得到皇上的赏识，让自己的仕途畅通，目光落在了武惠妃的身上。李林甫认为只要她的玉口一开，“龙颜”必然“大悦”，到那时自己的官位就有了着位。
武惠妃是恒安王武攸止之女，幼时即已入宫，因其姿色娇美，楚楚动人，渐如一枝奇葩，独秀于后宫嫔妃的美艳之群，博得了皇帝的喜爱。不过，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她还不能尽享天子之宠，因为在她之上，还有一位皇帝的结发妻王皇后。
王皇后是同州下邽人，梁冀州刺史王神念的裔孙女，李隆基当临淄王时便被聘为王妃。她不仅容貌出众，对李隆基一往情深，而且颇识大体，聪颖机敏，非一般女流所能比。在李隆基消灭韦氏集团的过程中，她以国事为念，以李隆基的安危进退为忧，极力为李隆基出谋划策，并倾己所能，帮助李隆基平靖了内乱，登上了皇位。为此，李隆基对她非常钟爱并深深感激，于先天元年(712年)立她为皇后。
对于这样一位大礼册封的皇后，身为妃子的武氏自然得甘拜下风。尽管她不无觊觎后位的想法，但她只能暂为尺镬之屈。值得庆幸的是，王皇后虽然高居后位，但多年不育，久未产子，而武惠妃却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寿王李瑁，一个是盛王李琦，这对一个后宫女人来说是足可自豪的优势。此外，武惠妃正当妙龄，风姿姣好，与芳华将逝的王皇后相比，自然更能博得玄宗欢心。
李林甫为了能博得武惠妃的欢心，便暗中揣摩她的心思。他知道当今的太子并非武惠妃所生，但是武惠妃也有儿子，这对他来说在后宫立足不是易事。再加上唐玄宗暂不立皇后，武惠妃儿子的地位便成她的心病。于是李林甫抓住了这一点。
这是一个为武惠妃效命进而讨好、巴结她的良机，切不可疏忽错过。他决定，尽快通过种种渠道向武惠妃表明，他非常理解和同情武惠妃的境遇，坚决支持和拥护立惠妃所生的寿王李瑁为太子，至于拥立惠妃为皇后更是顺理成章之事。
李林甫这一想法并非无端而生。他在官场上处理事情采取行动向来都是先观风向，权衡利弊，斟酌得失，然后再决定是否可以付诸施行。在行动中他也是小心谨慎，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力求周全稳妥而无闪失。如果事情的发展将对自己不利，他会像一个久径风浪的舵手一样马上转舵，甚至不惜翻云覆雨，反戈一击，全然不顾及个人的人格和舆论的评说。他处世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一切必须以自身的利益为转移，趋利避害，为我所用。
现在，对是否表明对武惠妃的支持他也煞费苦心地考虑了好久。他是这样分析形势的：皇帝虽因潘好礼的力谏而不打算更立太子，但他在此问题上的犹豫、徘徊并未彻底打消。这是因为，李瑛之所以立为太子，有两方面因素，一是李瑛在诸皇子中居长，王皇后无子;二是李瑛之母赵丽妃曾受宠幸。但是，皇帝对这位皇位继承人并不十分满意。这也有两种迹象可为佐证：一是赵丽妃已失宠，又因其抑郁寡欢，疾病缠身，往日的妩媚风韵已不复存在，拥有六宫粉黛的皇帝根本不可能再垂爱于赵丽妃;二是李瑛虽为长子，但毕竟是庶出，在嫡庶分明的观念下，李瑛在皇帝的心目中毕竟还不是理所当然的继承人。再说，李瑛素质不过中人，才能也属平平，一向把帝业的长久、盛世的接续看得至为重要的皇帝不大可能放心地将皇权交到李瑛手中。皇帝之所以暂时不拟更立太子，是怕出现储位的争夺，后宫的纷争，对局势安定不利，另外也担心朝野的舆论，人心的浮动。但所有这些担心都是暂时的，一旦皇帝认准了理想的继承人，他会将种种疑虑抛在脑后，果决地当机立断。
李林甫还认真地分析了武惠妃的情况。他认定，尽管皇帝没有册封她为皇后，但武惠妃深受皇帝宠爱，宫中嫔妃无人能够与之相比。而这一点便注定了武惠妃在皇帝心中的无可替代的位置。这是首要的，必须足够重视的条件。有了这一条，武惠妃被册立为皇后，其子被立为太子便存在着极大的可能。至于惠妃李氏皇族仇家的后代，皇帝不一定放在心上，因为这一情况皇帝早已清楚，既然皇帝将其纳为妃子，且恩宠有加，便说明皇帝并不忌讳她的家世，他是把惠妃的父辈和惠妃本人分别对待的，他看重的是惠妃这个人。所以，完全有理由断定，潘好礼奏疏中谈到的这一背景，皇帝并未当回事。
李林甫也注意到寿王李瑁及盛王李琦的地位。这两位皇子虽非居长，且为庶出，但皇帝是真心喜欢他们，宠爱他们。这一结论也非妄谈，有事为证：武惠妃早些年曾生二子一女，都不幸夭折，皇帝甚为惋惜。及生寿王，皇帝视为掌上明珠，宠爱倍至，特命皇兄宁王宪将寿王养育于外邸。由此可见，皇帝对寿王的喜爱是其他皇子远所不及的。惠妃又生盛王李琦和咸宜、太华二公主后，皇帝也是一样地宠爱，相比之下，太子李瑛却被疏远了。皇帝既然偏宠寿王，更立寿王为太子岂非没可能?
李林甫还了解到，武惠妃虽然当皇后、更立太子心切，但势单力薄，所依仗者不过是她本人和他儿子有宠于皇帝，她急需朝臣们帮助，为其说话，因而正秘密派人在朝臣中活动，寻找强有力的支持者，以为外援。李林甫心想，如果在这个关节眼上助武惠妃一臂之力，她会感恩不尽，涌泉相报。
李林甫打听到，武惠妃身边有一个侍女，名叫瑞儿。此婢常在惠妃左右，侍奉起居。她人极聪慧，模样长得又好，很得惠妃喜欢。瑞儿则是忠心奉主，唯命是从，并将主人的荣辱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李林甫认定，像瑞儿这样的侍婢，因其对主人忠心耿耿，决不会走露风声。让瑞儿在中间传话，十拿九稳。
打定主意之后，李林甫准备了一份礼品，并写了一封书信，由自己的一个叫田畴的亲信谎称是瑞儿家里的人，前往宫中，把礼品和书信送给瑞儿。
瑞儿原本以为真的是自己的家里人，但见到的却是一张陌生的面孔，不禁既失望又惊异。田畴见房中无人，便微笑着小声说，他是吏部李侍郎府上的人，今有要事相托，因恐外人生疑，故假称其家人，请瑞儿鉴谅。接着，他诡秘地将书信拿出，递给瑞儿，让她一定要尽快呈给惠妃，务守机密。瑞儿会意，将书信藏在身上。这时，田畴又道，李侍郎准备了一份薄礼，不成敬意，请瑞儿收下。瑞儿看到，这岂止是一份薄礼?而是几件金银首饰和一些开元通宝铜钱，若捎回家去，足够她家中父母兄弟一年的花用!
瑞儿的脸上露出了笑容道，李侍郎也太重人情了，不过转交一封书信，何必这样破费，她嘴上这样说，心里却乐开了花。她满口答应，让田畴告知李林甫，请他尽管放心。
瑞儿回到宫中，马上将书信转给了武惠妃。当然，对李林甫送礼打通关节的事她是讳莫如深的。那些礼品她已妥当藏好，准备在适当时机托人捎回家去，或者在出宫时带走。
武惠妃打开信，见上面是一些很无文采且书写得毫无神韵的文字，语句也不甚连贯，仅能达意而已。其大意是：得知惠妃娘娘正为立太子事忧心，作为一名朝臣也以娘娘之忧为忧。尽管职低位卑，诚愿为娘娘力助，拥立寿王为太子，若蒙不弃，当竭诚效力。落款是吏部侍郎李林甫。
对李林甫其人，武惠妃已有耳闻，那是从宁王宪口中听到的。因为她儿子寿王瑁受皇帝之命由宁王宪养于外邸，武惠妃常去看望儿子。某日与宁王宪相遇，闲谈中宁王宪谈起了吏部长名榜的事，他说，李林甫这人很讲义气，办事也很周全，称得上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吏部官员。宁王宪并未细谈其中内幕，但这件事却在武惠妃心中留下了记忆，形成了对李林甫的最初印象。
或许是由于宁王宪那番话的作用，或许是李林甫这封信迎合了武惠妃的心理，武惠妃很感惬意。她不想探究李林甫这封信的真实意图，也不想去了解李林甫人品的高下，她所需要的是更立太子的支持者，只要肯为力助，何必细究缘由?
武惠妃反复将这封文字粗浅的信读了好几遍，兴奋之情难对抑制。她终于得到了支持者，终于有了一位肯于为她效力的人。她得意地想到，朝官中一定不乏像李林甫这样的能够和她站在一起的人。若再争取一些支持者，在朝野上下形成强有力的舆论，寿王成为太子是完全可能的。想到这里，武惠妃不禁飘然起来，她仿佛看到，伴随着儿子喜登储位，皇后的荣宠也降临到她的头上。
武惠妃为了感激李林甫的好意，自然少不得向唐玄宗美言。
武惠妃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使李林甫跻身高位，拥有重权。为此，她除了不失时机地大吹“枕边风”之外，也着手进行着一系列实质性的工作。其中之一就是经常将皇帝的喜恶爱憎告知李林甫，示意李林甫投皇帝之所好，争取皇帝的赏识。
然而，李林甫的官道蝇钻，张九龄是心清目明的。
张九龄谏阻李林甫为相，自然不能排除个人恩怨，但他通过李林甫的为人行事，确实已看透了李林甫的本质，觉得若起用这样的人执掌宰相之权必然危及社稷。然而，早已被武惠妃的“枕边风”吹得昏昏然的唐玄宗却根本听不进去，基至隐约觉得张九龄有些心怀私曲、嫉贤害能的味道。张九龄无奈，只得服从皇帝的意见，退而不言。
没有不透风的墙。张九龄的这些话很快传到李林甫的耳朵里。李林甫对张九龄恨得咬牙切齿，打定主意，一定要寻找机会，搞垮张九龄。这不仅仅是为了报仇，而是为了夺取张九龄的重权。
李林甫还注意到，张九龄与裴耀卿关系密切，若能扳倒张九龄，裴耀卿也将不能自保，这样，即可“一雕挟两兔”，集宰相大权于一身。李林甫心里这样谋划，但他并未马上付诸行动。因为他深深知道，张、裴二相在朝中有很高的威望，若急于求成，不仅难以如愿，弄不好还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所以，李林甫表面上丝毫不露声色，甚至还有意讨好二人。唐玄宗得知，认为李林甫有度量，不计仇怨，并勉励三人亲密合作，辅佐大唐。
李林甫的口是心非欺骗了朝野舆论，也蒙骗了皇帝，博得了皇帝对他的信任和好感。他感到很满意。他希望看到皇帝对自己的信任程度超过张九龄，这样，实现扳倒排挤张九龄的目标便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了。
工于心计地李林甫也在机警地注意着张九龄与皇帝的关系。每当看到张九龄和唐玄宗的意见不一致时，他总是低头不语，认真倾听，决不贸然参与和评说，但内心深处却是充满了难以抑制的兴奋。他像一个不怀好意的看客。希望看到皇帝与张九龄之间出现矛盾和不悦。并急盼着它的发展和激化，如同钱塘观潮，潮涌越大，越觉惬意，只要不把自己卷进去，即便是裂岸排空、天翻地覆也不为过。这种幸灾乐祸的心境，即是一种欲望的满足，又是精神上的愉悦。
开元二十三年(735)春天，唐玄宗和张九龄在是否任用张守珪为宰相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张守珪是一名智勇双全的边将，陕州河北人，善骑射，尚节义。曾以平乐府别将的身份随边将郭虔瓘守北庭。后来突厥入犯轮台，皇帝派他前去救援，半路上与敌兵相遇，经过一场苦战，大获全胜，杀敌千余人。开元初年，突厥再次入犯北庭，张守珪上书细陈利害，请求引兵出蒲昌、轮台夹击敌军，张守珪的勇武善战和御边有术，曾得到幽州刺史卢齐卿的器重，并预言：“不出十年，当节度是州，成为国家重将。”那时，张守珪的职务是幽州府的果毅都尉。
卢齐卿的预言没有落空。不久，张守珪当上了瓜州刺史，后又因战功徙任幽州长史、河北节度副大使，幽州节度使。
唐玄宗任命张守珪节度幽州，是出于东北边疆安全的考虑。唐王朝的东北边疆有堪称强大的契丹族和奚族，经常袭扰进犯。唐玄宗曾采纳缓和政策，封契丹首领为官，把宗室公主嫁给他们作妻子，契丹和奚族也曾一度归降，但降而复反却也是常事。契丹首领可突于骁勇善战，深得部下拥护。开元十八年五月，可突于率领族人，强迫奚族叛唐降突厥。开元二十年正月，唐玄宗任命于朔方节度副大使信安王李祎，为河东、河北副大总管，带兵攻打奚、契丹。三月，李率副总管户部侍郎裴耀卿和幽州节度使赵含章分路攻打奚、契丹，赵含章被打败。开元二十一年闰三月，可突于又来进犯，幽州长史薛楚玉派副将郭英杰、吴克勤、邬知义和罗守忠率领万余精兵和投降的奚人去追击，唐军大败，郭英杰等将领皆战死。正是鉴于可突于的连年犯边，赵含章和薛楚玉却不能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唐玄宗才任用张守珪为幽州节度使，指望他改变局面，消除边患。
张守珪可谓不负厚望。他到任后多次打败契丹，逼得可突于无路可走。为了挽救败局，可突于不得不决定佯降。开元二十二年十二月，可突于派使者到唐军投降，张守珪派管记王悔去安抚。王悔到达契丹牙帐以后，发现契丹上下并无诚意投降，且秘密派人与突厥联系，准备杀王悔叛唐。当时，牙官过折和可突于不和，王悔便利用矛盾，鼓动过折杀死了可突于，过折带兵降唐，随后，可突于和契丹王屈烈的首级传到了京师。
开元二十三年正月，张守珪得胜回朝，入见天子，正赶上唐玄宗行籍田礼，亲自春耕，以示重农。籍田礼毕，唐玄宗亲与张守珪宴饮，作诗褒奖，加拜张守珪为辅国大将军、右羽林大将军，授其二子为官，下诏立碑纪功。
应该说，在大败契丹，解除东北边疆威胁方面，张守珪是功不可没的，也应该予以赏赐。但是，唐玄宗却把张守珪之功看得过重，竟然要担拔他当宰相。唐玄宗这一意图被中书令张九龄知道了，他以为不妥，进谏说：“宰相是代表天子治理国家的，而不是为了赏功而封的官。张守珪固然英勇善战，但并无治国之才，不可为相。”玄宗说：“只让他挂个宰相的虚名，不使其任实职，可以吗?”张九龄道：“即便如此，也不可以。权柄的官位是天子掌管的，不能随便授人。再说，张守珪刚打败了契丹，陛下就任命他为宰相，如果他以后再打败了奚人和突厥，又当以何官加授呢?”
张九龄的这番话，其意是显而易见的，即作为“代天理物”的宰相不能作为赏功之官，而应擢用确有才能的人充任，否则将使宰相这一官职失去其应有的作用，误国误民。
张九龄据理以争，直言进谏，终于使唐玄宗改变了初衷，没有任命张守珪为宰相。
关于张守珪的这场争论应该说是很正常的，张九龄敢于直言，力陈得失，可谓尽职尽责。唐玄宗在这一问题上采纳了张九龄的意见也不失为明智之举。但这场争论被李林甫知道后却产生了另一理解：皇帝与张九龄的意见分岐表明张九龄与皇帝之间的关系已出现裂痕。李林甫坚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并期盼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