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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hy-hk.com--妇女节】
作者：孙良好孙鹏程
鲁迅研究月刊 2015年05期
扶桑正是秋光好，
枫叶如丹照嫩寒。
却折垂杨送归客，
心随东棹忆华年。
这是1931年12月2日鲁迅创作的《送增田涉君归国》，诗中以“扶桑”称谓日本。“扶桑”一词最早见于《楚辞》，在我国汉代以前的古籍中指一种神木。从东方朔的《十洲记》起，“扶桑”开始演变为出产这种神木的东方仙境，即“日出之所”，这与日本国名本意恰恰相符。据《隋书》记载，公元607年，倭国王给隋炀帝的国书中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的说法。到了唐代，诗人王维、徐凝等在诗文中用“扶桑”指代日本。从此，“扶桑”被专门用作日本的指代词。鲁迅在本诗中既表达了他对学生增田涉的美好祝愿，也流露出他对自己当年留学日本岁月的怀念之情，而此时距他留日归国已二十多年，距“九·一八”事变发生才两个多月。作为鲁迅一生中唯一到过的“异国”，七年多的日本经历既给他留下美好印象，亦不乏灰色的负面形象。
一、美好印象：文明先进的日本
在鲁迅笔下，日本之美好主要不是体现在山水风光和衣食住行，而是因为这个国家有着高度的文明，其中以出版业之发达最受关注。在《马上日记之二》中，他称“他们的介绍之速而且多实在可骇。”①在给唐弢的信中则强调“日本的翻译界，是很丰富的，他们适宜的人才多，读者也不少，所以著名的作品，几乎都找得到译本，我想，除德国外，肯绍介别国作品的，恐怕要算日本了。”②在谈到当时格外敏感的阶级斗争时，他直言“日本固然也禁止，删削书籍杂志，但在被删削之处，是可以留下空白的，使读者一看就明白这地方是受了删削，而中国却不准留空白，必须连起来，在读者眼前好像还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只是作者在说着意思不明的昏话。”③他把这种出版之前，先将原稿审查，加以删改，以免别人也被左翼作家的作品所连累而禁止，或印出后始行禁止而使出版家受亏的做法称之为“日本的办法”④。在他看来，与中国同一时期的出版制度相比，日本的出版毕竟是自由的，虽然这种出版的自由是“微微的”⑤。
与相对“自由”的出版相对应的，是日本学术著作的“明确”和“简洁明了”。“我自己，是因为懂一点日本文，在用日译本《世界史教程》和新出的《中国社会史》应应急的，都比我历来所见的历史书类说得明确。”⑥在《奔流》编校后记中他数次提及日本著作的“简洁明了”：“第一篇通论托尔斯泰的一生和著作的，是我所见的一切中最简洁明了的文章，从日本井田孝平的译本《最新露西亚文学研究》重译；书名的英译是《Sketches for the History of Recent Russian Literature》，但不知全书可有译本。”⑦“这回译了一篇野口米次郎的《爱尔兰文学之回顾》，以译文而论，自然简直是续貂。但也很简明扼要，于爱尔兰文学运动的来因去果，是说得了分明的；中国前几年，于Yeats，Synge等人的事情和作品，曾经屡有绍介了，现在有这一篇，也许更可以帮助一点理解罢。”⑧在《论文集〈二十年间〉第三版序》译者附记中谈到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的翻译则称“这一篇是从日本藏原惟人所译的《阶级社会的艺术》里重译出来的，虽然长不到一万字，内容却充实而明白。”⑨以上种种，无疑都表明鲁迅对日本学术进步的认可。
相对“自由”的出版和“简洁明了”的学术著作颇让鲁迅心仪：“这一层，日本比中国幸福得多了，他们常有外客将日本的好的东西宣扬出去，一面又将外国的好的东西，循循善诱地输运进来。”⑩心仪背后，无疑是对当时中国现实的不满意：“忽然想起，在中国的外人，译经书，子书的是有的，但很少有认真地将现在的文化生活——无论高低，总还是文化生活——绍介给世界。有些学者，还要在载籍里竭力寻出食人风俗的证据来。”(11)
除了出版和学术，鲁迅对日本语也颇有好感，认为其“原是很能优婉的”。(12)他甚至因此对于翻译一部日文原作很是踌躇：“但这在我是一件烦难事，我以为，由我看来，日本语实在比中国语更优婉。而著者又能捉住他的美点和特长，所以使我很觉得失了传达的能力，于是搁置不动，瞬息间早过了四个月了。”(13)这种踌躇的态度传达的正是他对语言艺术的谨严和虔敬，以及对日本语由衷的赞美。
周作人称日本文化为“创造性的模拟”(14)，郁达夫也有类似的看法：“日本的文化，虽则缺乏独创性，但她的模仿，却是富有创造的意义的；礼教仿中国，政治法律军事以及教育等设施法德国，生产事业效法欧美，而以她固有的那种轻生爱国，耐劳持久的国民性做了中心的支柱。”(15)同样的，对于日本“创造”的模仿，鲁迅很欣赏：“他们的遣唐使似乎稍不同，别择得颇有些和我们异趣。所以日本虽然采取了许多中国文明，刑法上却不用凌迟，宫庭中仍无太监，妇女们也终于不缠足。”(16)欣赏日本人创造性模仿的背后，其实暗含了一种对新事物的热切且开放的态度：“和我们中国一样，一向用毛笔的，还有一个日本。然而在日本，毛笔几乎绝迹了，代用的是铅笔和墨水笔，连用这些笔的习字帖也很多。……他们自己来制造，而且还要运到中国来。优良而非国货的时候，中国禁用，日本仿造，这是两国截然不同的地方。”(17)
事实上，这样一个文明先进的日本形象，早在鲁迅的青年时期就已经埋下伏笔：“义和团完全失败……政府就又以为外国的政治法律和学问技术颇有可取之处了。我的渴望到日本去留学，也就在那时候。”(18)而他的决意学医，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19)可见，日本的文明先进是希望寻求新路的鲁迅深有体会且着力学习的。
当然，文明也罢，先进也罢，那都是理性审视的结论，更为切实的美好印象还有赖于直接的人际交往。鲁迅一生中有许多日本友人，据其日记和书信记载，有160人之多，其中大多数交往是愉快的，如本文开首提及的增田涉便是一例：“回忆起来，大约四五年前罢，增田涉君几乎每天到寓斋来商量这一本书，有时也纵谈当时文坛的情形，很为愉快。”(20)而日本人的敏捷、勤勉、认真都在在强化了鲁迅对日本的好感。在《〈奔流〉编校后记》中，他称道“日本人的办事真敏捷”。(21)在给内山书店职员田诚一写的墓记中开首即称“君以一九三○年三月至沪，出纳图书，既勤且谨，兼修绘事，斐然有成。中遭艰巨，笃行靡改，扶危济急，公私两全。”(22)之所以在勤谨之外又给予“扶危济急，公私两全”的称誉，是因为在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中，鲁迅所居临近战区，十分不安全，多次搬家避难都得到这个勤勉的年轻人的帮助和护送。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又特别提及“我还要记念田诚一君，他是内山书店的店员，很爱绘画，我的三回德俄木刻展览会，都是他独自布置的。”(23)藤野先生更给鲁迅留下美好回忆：“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24)而晚年和内山完造的谈话则道明了他对日本的态度：“日本人的短处姑且不说，我主要在想日本人的长处，日本人的长处在于，他们凡事不是大把抓，正所谓认准一件事、倾尽所有精力和心血去做的认真精神。”(25)由于认真，必然会对自己的不足进行深入检讨，如厨川白村就曾猛烈地检讨自己祖国的“国民性”。鲁迅由此感慨日本国民的雅量和可敬：“然而，在著者身后，他的全集六卷已经出版了，可见在日本还有几个结集的同志和许多阅看的人们和容纳这样的批评的雅量；这和敢于这样地自己省察，攻击，鞭策的批评家，在中国是都不大容易存在的。”(26)
二、冷眼旁观：并非完美的日本
日本虽然文明先进，但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度。在鲁迅看来“凡中国所有的，外国也都有。外国人说中国多臭虫，但西洋也有臭虫；日本人笑中国人好弄文字，但日本人也一样的弄文字。”(27)鲁迅的见解是很有穿透力的，如二战后日本把军队称之为“自卫队”。1980年代“研修生”一词的发明就更见“文字功底”了——明明是以帮助培训的名义接纳发展中国家的熟练工人，明明是中国工人在日本打工、做苦力，却偏偏美其名曰“研修生”。
鲁迅也注意到日本的讲迷信，在《运命》中谈及“日本的丙午年生，今年二十九岁的女性，是一群十分不幸的人。大家相信丙午年生的女人要克夫，即使再嫁，也还要克，而且可以多至五六个，所以想结婚是很困难的。这自然是一种迷信，但日本社会上的迷信也还是真不少。”(28)在给郑振铎的信中，他不无调侃地讲述一个日本的财迷老头：“去年底，先生不是说过，《十竹斋笺谱》文求堂云已售出了么？前日有内山书店店员从东京来，他说他见过，是在的，但文求老头子惜而不卖，他以为还可以得重价。又见文求今年书目，则书名不列在内，他盖藏起来，当作宝贝了。我们的翻刻一出，可使此宝落价。”(29)
虽然鲁迅觉得日本的武士“是先蔑视了自己的生命，于是也蔑视他人的生命的，与自己贪生而杀人的人们，的确有一些区别”，但他认为“武士道之在日本，其力有甚于我国的名教”(30)，因此他称赞《三浦右卫门的最后》的作者：“只因为要争回人间性，在这一篇里便断然的加了斧钺，这又可以看出作者的勇猛来。”而“现代强盗恶棍之流的不把女人当人，其实是大有酋长式武士道的遗风的”。(31)
日本也和中国一样有着“文字狱”：“日译《铁流》，已写信往日本去买两本，一到即寄上，该书的译者，已于本月被捕了，他们那里也正在兴文字之狱。”(32)而日本语虽然很“优婉”，但在另一方面日本文作为翻译的语言也“很累坠，和中国文差远，大约和俄文也差远，所以从日本重译欧洲著作，其实是不大相宜的，至多，在怀疑时，可以参考一下。”(33)
同样的，并不是所有的日本器具都是比中国以及其他的国家要好：“日本的木版彩色印刷，有人说比中国的逊色。依我看，纸质大有关系。中国的纸有洇的性能，印刷时就利用了这性能。日本的纸不洇，因此色彩就呆板了。”(34)又说“例如图画罢，将中国版和日本版，日本版和英德诸国版一比较，便立刻知道一国不如一国。”(35)再比如玩具，鲁迅虽然认为中国玩具是“大人的多，小孩的少”，但那无疑是一种讽刺，因他所指的玩具是指姨太太等，在给赖少麒的信中便说道：“日本在出玩具集，看起来也无甚特别之处，有许多且与中国的大同小异。中国如果出起全国的玩具集来，恐怕要出色得多，不过我们自己大约一时未必会有这计划，所以先在日本出版界绍介一点，也是好事情。”(36)这种说法与周作人所说的日本玩具相比较，颇可玩味。在《自己的园地·玩具》里，周作人认为日本现代的玩具，据日本人所著《玩具之话》上所录，也并不贫弱，而回头来看中国，“‘……但就实际来说，不能不说是更贫弱了。’据个人的回忆，我在儿时不曾弄过什么好的玩具，至少没有中意的东西，留下较深的印象。”(37)相比较，周作人对于日本的迷恋显而易见，而鲁迅的印象恐怕更符合事实。
周作人曾有一段话，称赞日本善于革新：“日本自明治上半文学革命，一时虽有雅俗折衷言文一致种种主张，结果用了语体文，至于今日虽是法西斯蒂高唱入云之际，也并没有人再来提出文言复兴，因为日本就是极右倾的人物也知道这些文字上的玩意竟是很无聊极无用的事，日本维新后，科学的医术从西洋传了进去，玄学的汉法医随即倒地再也爬不起，中国则不然。”(38)而鲁迅虽然也称赞日本人善于革新、勇于接受，如我们上面提到的《禁用和自造》一文所言，但是他并没有漠视或无视这种文化冲突背后的血泪。在给杨霁云的信中，他就特别谈到日本杀基督徒的情景：“五六年前考虐杀法，见日本书记彼国杀基督徒时，火刑之法，与别国不同，乃远远以火焙之，已大叹其苛酷。”(39)他所说的五六年前所读的日本书是指《切利支丹殉教记》，在所作《电的利弊》一文中就述及此书的主要内容：“日本幕府时代，曾大杀基督教徒，刑罚很凶，但不准发表，世无知者。到近几年，乃出版当时的文献不少。曾见《切利支丹殉教记》，其中记有拷问教徒的情形，或牵到温泉旁边，用热汤浇身；或周围生火，慢慢的烤炙，这本是‘火刑’，但主管者却将火移远，改死刑为虐杀了。”(40)
综上，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鲁迅给日本友人的信中有这样的话：“依我看，日本还不是可以讲真话的地方，一不小心，说不定还会连累你们。”(41)东京也不是什么“安静”的地方：“快到樱花盛开的季节了，不过东京也很紧张罢。这个世界似乎难以安宁。”(42)因此，虽然他念叨着：“日本风景幽美，常常怀念”，但马上接着一句：“但看来很难成行。”(43)在给致许寿裳的信中，他写道：
我景状如常，妇孺亦安善，北新书局仍每月以版税少许见付，故生活尚可支持，希释念。此数月来，日本忽颇译我之小说，友人至有函邀至彼卖文为活者，然此究非长策，故已辞之矣，而今而后，颇欲草中国文学史也。(44)
鲁迅没有像林语堂那样接受外国友人之邀出国写作，可能有诸多原因，其中日本在他看来“无非是这样”“究非长策”应是一个重要原因。从这个角度延伸出去，我们便很容易理解他在《藤野先生》中开头那句：“东京也无非是这样。”(45)
中国的留学生初到日本，对于饮食往往不适应，特别是在下宿或分租房间的地方。郁达夫在《日本的文化生活》中就颇有些怨言：“房子是那么的矮小的，睡觉是在铺地的席子上睡的，摆在四脚高盘里的菜蔬，不是一块烧鱼，就是几块同木片似的牛蒡……”(46)鲁迅对于这种生活适应也不如周作人，他给蒋抑卮的信中写道：“此地颇冷，晌午较温。其风景尚佳，而下宿则大劣。再觅一东樱馆，绝不可得。即所谓旅馆，亦殊不宏。今此所居，月只八円。人哗于前，日射于后。日日食我者，则例为鱼耳。现拟即迁土樋町，此亦非乐乡，不过距校较近，少免奔波而已。事物不相校雠，辄昧善恶。而今而后，吾将以乌托邦目东樱馆，即贵临馆亦不妨称华严界也。”(47)言语间虽也透露出一些新来异地的快乐，但“下宿则大劣”，“即所谓旅馆，亦殊不宏”“日日食我者，则例为鱼耳”之句则让不满之情跃然纸上。而“亦非乐乡”之语，虽有具体所指，但也可以看作其潜意识里的一种印象式反应。更何况在日本又遇上拜孔子“事件”：“这是有一天的事情。学监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来，说：因为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庙里去行礼罢！我大吃了一惊。现在还记得那时心里想，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一时觉得很奇怪。而且发生这样感觉的，我想决不止我一个人。”(48)“又是拜么？”和“也有臭虫”所依循的逻辑是一样的。难怪他在给李秉中的信中说：“日本为旧游之地，水木明瑟，诚足怡心，然知之已稔，遂不甚向往，去年颇欲赴德国，亦仅藏于心。”(49)
当国家贫弱，出国留学之际，无疑会遇到一些歧视，郁达夫在《雪夜——自传之一章》中写日本的普通国民，“……这一流当然是国民中的最大多数——大和民种，则老实不客气，在态度上言语上举动上处处都直叫出来说：‘你们这些劣等民族，亡国贱种，到我们这管理你们的大日本帝国来做什么！’简直是最有成绩的对于中国人使了解国家观念的高等教师了。”(50)无疑，鲁迅也会遇到这样的歧视“待遇”，在给蒋抑卮的信中，鲁迅将来访的日本同学称之为“阿利安人”，(51)自以为高等民族的部分日本人形象被刻画得入木三分。在《藤野先生》中则说得更直接：“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52)因此，我们可以理解鲁迅为什么“亦殊懒与酬对”。(53)回国之后，鲁迅有较长的时间住在租界中，不可避免地又会遇到自以为“阿利安人”的日本人：“我在租界边上买了一个，和孩子摇着在路上走，文明的西洋人和胜利的日本人看见了，大抵投给我们一个鄙夷或悲悯的苦笑。”(54)“胜利的日本人”是一个鲁迅式的特殊用语，反映了他对当时日本人形象的一种建构，其中不无鲁迅特有的幽默讽刺意味和一种淡淡的悲哀。对于日本教会宣称日本人是圣经上的天使，鲁迅则用讽刺的笔调写出来：“日本耶教会主教最近宣言日本人是圣经上说的天使：‘上帝要用日本征服向来屠杀犹太人的白人……以武力解放犹太人，实现《旧约》上的豫言。’这也显然不征求白人的同意的，正和屠杀犹太人的白人并未征求过犹太人的同意一样。”(55)
三、洞若观火：具侵略性的日本
在鲁迅笔下，并非完美的日本还不时彰显其具侵略性：“日本人‘张大吃人的血口’，吞了东三省”(56)“日本占据了东三省”(57)“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58)“日本的大人老爷在中国制造‘国难’，也没有征求中国人民的同意。”(59)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鲁迅洞若观火：“日本的勇士们虽然也痛恨苏俄，但也不爱抚中华的勇士，大唱‘日支亲善’虽然也和主张‘友谊’一致，但事实又和口头不符……”(60)对于日本的侵略给中国人生活带来的沉重灾难，鲁迅看得很清楚。一点风吹草动，就会有无故的迁徙，搬迁，最终受难的总是中国的普通百姓：“去年的秋天或是冬天，日本的一个水兵，在闸北被暗杀了。忽然有了许多搬家的人，汽车租钱之类，都贵了好几倍。”(61)在正常时期，一个普通外国士兵的死亡，固然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民众会给予特殊的关注，但是，“忽然有了许多搬家的人”显然是很不正常的，这情形正反映了日本的具侵略性在当时中国民众中已深入人心。与此同时，日本人对中国人排日之敏感也在在可见：“但日本不察，盖仍以商务馆为排日之大本营，馆屋早遭炸焚。”(62)而对于日本在文化领域的侵略政策，鲁迅更是愤慨：“如此善政，行了还不到一年，不料竟出了《新生》的《闲话皇帝》事件。大约是受了日本领事的警告罢，那雷厉风行的办法，比对于‘反动文字’还要严：立刻该报禁售，该社封门，编辑者杜重远已经自认该稿未经审查，判处徒刑，不准上诉的了，却又革掉了七位审查官，一面又往书店里大搜涉及日本的旧书，墙壁上贴满了‘敦睦邦交’的告示。”(63)至于“战争”还是“事变”，鲁迅写得相当分明：“我自始至终没有动，并未加入‘愚民’这一伙里。但这并非为了聪明，却只因为懒惰。也曾陷在五年前的正月的上海战争——日本那一面，好像是喜欢称为‘事变’似的——的火线下，而且自由早被剥夺，夺了我的自由的权利者，又拿着这飞上空中了，所以无论跑到那里去，都是一个样。”(64)
在日本侵略中国之时，一部分为虎作伥的日本学者和作家鼓吹侵略中国的政策。对于这一部分助纣为虐的知识分子，鲁迅毫不留情地给予揭露、讽刺、批判：“在前年，曾经拜读过中里介山氏的大作《给支那及支那国民的信》。只记得那里面说，周汉都有着侵略者的资质。而支那人都讴歌他，欢迎他了。连对于朔北的元和清，也加以讴歌了。只要那侵略，有着安定国家之力，保护民生之实，那便是支那人民所渴望的王道，于是对于支那人的执迷不悟之点，愤慨得非常。”(65)“《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其中虽然有几点还中肯，然而穿凿附会者多，阅之令人失笑。”(66)又如“一个旅行者走进了下野的有钱的大官的书斋，看见有许多很贵的砚石，便说中国是‘文雅的国度’；一个观察者到上海来一下，买几种猥亵的书和图画，再去寻寻奇怪的观览物事，便说中国是‘色情的国度’。连江苏和浙江方面，大吃竹笋的事，也算作色情心理的表现的一个证据。然而广东和北京等处，因为竹少，所以并不怎么吃竹笋。倘到穷文人的家里或者寓里去，不但无所谓书斋，连砚石也不过用着两角钱一块的家伙。一看见这样的事，先前的结论就通不过去了，所以观察者也就有些窘，不得不另外摘出什么适当的结论来。于是这一回，是说支那很难懂得，支那是‘谜的国度’了。”(67)“日本的学者或文学家，来中国之前大抵抱有成见，来到中国后，害怕遇到和他的成见相抵触的事实，就回避。这样来等于不来，于是一辈子以乱写告终。”(68)在给友人增田涉的信中，鲁迅这样写道：“我觉得日本作者与中国作者之间的意见，暂时尚难沟通，首先是处境和生活都不相同。”(69)这种看法其实是有所指的，如野口米次郎和鲁迅见面时曾经这样言说：“如同在印度的英国人那样，某些国家就像家庭雇佣帮手一样来治理国家的话，普通百姓也许会更加幸福。”(70)不管野口是出于怎样的考虑，这种说法无疑是为日本军国主义张目，因此，鲁迅当场就予以反驳，而上面给增田涉的信无疑是他对于这部分为虎作伥的学者的一种回应。
四、日本形象的背后：建构理想国民的“立人”意识
像所有形象学意义上的形象一样，鲁迅笔下的“日本形象”源于其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71)文明先进的日本和并非完美的日本以及具侵略性的日本在鲁迅笔下是统一的，这个形象背后隐含着鲁迅对作为自我的本土中国的期待和对作为他者的异域日本的认识。
文明先进的日本形象，是留学过日本的鲁迅及其同时代大部分知识者对日本较为共同的认知。对于部分国人自大而可笑的态度，鲁迅觉得有一些无奈：“留学日本的学生因为恨日本，便神往于大元，说道‘那时倘非天幸，这岛国早被我们灭掉了！’”(72)这种自大狂甚至认为，我们可以用自己文化来同化外来的侵略者，鲁迅觉得如此狂妄实属荒唐：“假使我们还要依据‘根本’的老例，那么，大日本进来，被汉人同化，不中用了，大美国进来，被汉人同化，又不中用了……以至黑种红种进来，都被汉人同化，都不中用了。此后没有人再进来，欧美非澳和亚洲的一部都成空地，只有一大堆读汉文的杂种挤在中国了。这是怎样的美谈！”……这种“僵尸的乐观”完全漠视了“同化”背后所隐藏着的血泪：“但正因为‘读汉文’，传染上了‘僵尸的乐观’，所以不能如蒙古人那样，来蹂躏一通之后就跑回去，只好和汉人一同恭候别族的进来，使他同化了。但假如进来的又像蒙古人那样，岂不又折了很大的资本么？”(73)
正是因为这些自大狂“僵尸的乐观”，真切了解日本的文明先进的鲁迅才格外强调学习的必要，强调务必要丢弃自大的心态去学习：“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我在这里要提出大家所不高兴说的日本来……我们正应该学习这‘会摹仿’的。‘会摹仿’又加以有创造，不是更好么？否则，只不过是一个恨恨而死而已。”(74)“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地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我们当然要研究日本，但也要研究别国，免得西藏失掉了再来研究英吉利(照前例，那时就改称‘英夷’)，云南危急了再来研究法兰西。也可以注意些现在好像和我们毫无关系的德，奥，匈，比……尤其是应该研究自己：我们的政治怎样，经济怎样，文化怎样，社会怎样，经了连年的内战和‘正法’，究竟可还有四万万人了？……我们应该看现代的兴国史，现代的新国的历史，这里面所指示的是战叫，是活路，不是亡国奴的悲叹和号咷”(75)与此同时，对于生吞活剥学习外国的现象，鲁迅“觉得可叹的现象也不少于例如罢，倘有大批的关于日本的书(日本人自己做的)买去了，不久便有《日本研究》之类出版；近来，则常有青年在寻关于法西主义的书。制造家来买书的，想寻些记载着秘诀的小册子，其实那有这样的东西。”(76)
法国的巴柔曾将一个主体对于他国的形象的情感分为三种：厌恶，亲善，迷恋。以此来打量鲁迅对日本的情感颇为不易，但从这个角度来看周作人对于日本的态度则相对明晰。对于文明先进的日本，鲁迅是肯定的，但这肯定不是毫无保留的；而周作人对于日本的亲善态度则很明晰，甚至可以说近于迷恋。
在1930年代之前的语丝时期，周作人清醒地意识到《顺天日报》以及日本的侵略行为，他的揭露显得异常纠结：“因为这个缘故，无论我怎样爱好日本，我的意见与日本的普通人总有极大的隔阂，而且对于他们的有些言动不能不感到愤恨。愤的是因为它伤害了我为中国的自尊心，恨的是因为它动摇了我对于日本的憧憬。我还未为此破坏了我的梦，但我不是什么超越的贤人，实在不能无所恨惜。”(77)到了1930年代以后，周作人笔下具侵略性的日本形象便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宗教日本”的形象。他说“鄙人在芦沟桥事变之前曾声明，自己以前所走的路全是错的，即是从文学艺术方面下手去理解日本国民精神，这事完全是徒劳。只有宗教一路或有希望，因我觉得这里中日两国国民最是不同，我们要能够懂得日本国民的宗教情绪，才可希望了解他的思想与行动。”“我想谈日本文化也须得先将宗教懂得个大概，才能来说别的，现在还是谈不到，近来也胡乱的写作，不过那都是关于中国的。自己的事情不能全不知道，说到日本文化，现今暂时不得‘远虑’，等到把宗教一关打通了以后。”(78)以周作人这样一个日本通，竟然宣称自己不懂，其背后是耐人寻味的迷恋意识和着意回避。可以说，当周作人用宗教情绪来讨论具侵略性的日本时，那种暧昧和含糊其辞的背后恰恰反映了他自己对于日本的一种迷恋意识。
鲁迅则从一开始就没有将日本作为一个乌托邦式的存在，他对于日本基本是相对的审视态度。他笔下文明先进的日本并不完美，还和具侵略性的日本一道形成了一个逻辑整体。这样的日本形象凸显了他的冷静和清醒——它既是他眼中真实的日本，又是一帖从外国药房贩来的治愈国民弱点的药剂：
这也是《出了象牙之塔》里的一篇，主旨是专在指摘他最爱的母国——日本——的缺陷的。但我看除了开首这一节攻击旅馆制度和第三节攻击馈送仪节的和中国不甚相干外，其他却多半切中我们现在大家隐蔽着的痼疾，尤其是很自负的所谓精神文明。现在我就再来输入，作为从外国药房贩来的一帖泻药罢。(79)
显然，鲁迅指出文明先进的日本并不完美，“并非想揭邻人的缺失，来聊博国人的快意”，而是因为“但当我旁观他鞭责自己时，仿佛痛楚到了我的身上了，后来却又霍然，宛如服了一帖凉药。”(80)但这样的清醒意识却可以从另一侧面激励国人奋发图强，因为那个“无非是这样”“也有臭虫的”日本，不见得样样都优于落后的中国：
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81)
近数日间，深入彼学生社会间，略一相度，敢决言其思想行为决不居我震旦青年上，惟社交活泼，则彼辈为长。以乐观的思之，黄帝之灵或当不馁欤。(82)
可见，一个文明先进却并不完美的日本形象背后，既有着鲁迅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同时也寄托了鲁迅对于中国国民性改造之殷切希望。
与周作人以东京为自己的故乡不同，鲁迅对于日本并没有这样深沉的认同感。相反，他对于日本总是有着一分疏离感，“客”的意识一再显现：客店、旅舍、旅人、寓居、旅馆在鲁迅笔下的日本形象中并不鲜见。(83)那个由文明先进的日本、并不完美的日本和具侵略性的日本共同组成的日本形象是一个富有意味的逻辑整体，其背后正隐含了鲁迅对于作为他者的异域日本的清醒认识和作为自我的本土中国的深切期待。而这种清醒认识和深切期待都基于一个“大写”的人——一个理想的国民主体形象的建构，这个主体在文化交流中能敞开胸怀接受人类的一切先进文明，并不以这种文明来自何方为取舍标准。同时，这个主体只有在国家独立的前提下，才能使自我建构得以最终完成，从而不被异化。
①鲁迅：《马上支日记之二》，《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第342页。
②鲁迅：《340727致唐弢》，《鲁迅全集》第12卷，第492页。
③④(57)鲁迅：《中国文坛上的鬼魅》，《鲁迅全集》第6卷，第158、157、154页。
⑤鲁迅：《文坛的掌故(并徐匀来信)》，《鲁迅全集》第4卷，第122页。
⑥鲁迅：《随便翻翻》，《鲁迅全集》第6卷，第139页。
⑦⑧⑩(11)(21)鲁迅：《〈奔流〉编校后记》，《鲁迅全集》第7卷，第173、183、178、178、174页。
⑨鲁迅：《论文集〈二十年间〉第三版序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10卷，第313页。
(12)鲁迅：《〈桃色的云〉序》，《鲁迅全集》第10卷，第209页。
(13)鲁迅：《将译〈桃色的云〉以前的几句话》，《鲁迅全集》第10卷，第214页。
(14)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页。
(15)(50)郁达夫：《雪夜——自传之一章》，《郁达夫文集》第4卷，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下同)，第92、93页。
(16)(26)(80)鲁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记》，《鲁迅全集》第10卷，第244、242、243页。
(17)鲁迅：《禁用和自造》，《鲁迅全集》第5卷，第316页。
(18)(48)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全集》第6卷，第315、315页。
(19)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7卷，第83页。
(20)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347页
(22)鲁迅：《田诚一墓记》，《鲁迅全集》第6卷，第307页。
(23)(63)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鲁迅全集》第6卷，第451、463页。
(24)(45)(52)鲁迅：《朝花夕拾·藤野先生》，《鲁迅全集》第2卷，第307、302、306页。
(25)潘世圣：《鲁迅的日本观———鲁迅体验和理解日本的主要内容及特征》，《浙江学刊》2004年第3期。
(27)鲁迅：《外国也有》，《鲁迅全集》第5卷，第345页。
(28)鲁迅：《运命》，《鲁迅全集》第6卷，第130页。
(29)鲁迅：《340602致郑振铎》，《鲁迅全集》第12卷，第441页。
(30)鲁迅：《〈三浦右卫门的最后〉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10卷，第229页。
(31)鲁迅：《男人的进化》，《鲁迅全集》第5卷，第283-284页。
(32)鲁迅：《320423致曹靖华》，《鲁迅全集》第12卷，第80-81页。
(33)鲁迅：《350704致孟十还》，《鲁迅全集》第13卷，第165页。
(34)鲁迅：《340411致增田涉》，《鲁迅全集》第13卷，第571页。
(35)鲁迅：《致〈近代美术史潮论〉的读者诸君》，《鲁迅全集》第8卷，第272页。
(36)鲁迅：《350724致赖少麒》，《鲁迅全集》第13卷，第176页。
(37)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页。
(38)周作人：《苦茶随笔》，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4页。
(39)鲁迅：《340524致杨霁云》，《鲁迅全集》第12卷，第427页。
(40)鲁迅：《电的利弊》，《鲁迅全集》第5卷，第14页。
(41)鲁迅：《320413致内山完造》，《鲁迅全集》第13卷，第477页。
(42)鲁迅：《330301致山本初枝》，《鲁迅全集》第13卷，第512页。
(43)鲁迅：《330711致山本初枝》，《鲁迅全集》第13卷，第530页。
(44)鲁迅：《320514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2卷，第86页。
(46)郁达夫：《日本的文化生活》，《郁达夫文集》第4卷，第156页。
(47)(51)(53)(82)鲁迅：《041008致蒋抑卮》，《鲁迅全集》第11卷，第321、321、321、321页。
(49)鲁迅：《310218致李秉中》，《鲁迅全集》第12卷，第39页。
(54)鲁迅：《玩具》，《鲁迅全集》第5卷，第497页。
(55)(59)鲁迅：《同意和解释》，《鲁迅全集》第5卷，第286、286页。
(56)(60)鲁迅：《“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鲁迅全集》第4卷，第316、315-316页。
(58)鲁迅：《“友邦惊诧”论》，《鲁迅全集》第4卷，第360页。
(61)(64)鲁迅：《我要骗人》，《鲁迅全集》第6卷，第485、485-486页。
(62)鲁迅：《320801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2卷，第99页。
(65)鲁迅：《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鲁迅全集》第6卷，第9页。
(66)鲁迅：《331027致陶亢德》，《鲁迅全集》第12卷，第246页。
(67)鲁迅：《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66页。
(68)鲁迅：《320116致增田涉》，《鲁迅全集》第13卷，第474页。
(69)鲁迅：《360203致增田涉》，《鲁迅全集》第13卷，第656页。
(70)[日]山田敬三：《清末留学生——鲁迅与周作人》，姜小凌译，《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12期。
(71)[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形象》，孟华译，载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
(72)鲁迅：《说胡须》，《鲁迅全集》第1卷，第175页。
(73)鲁迅：《报〈奇哉所谓……〉》，《鲁迅全集》第7卷，第253页。
(74)鲁迅：《从孩子的照相说起》，《鲁迅全集》第6卷，第82页。
(75)鲁迅：《“日本研究”之外》，《鲁迅全集》第8卷，第320-321页。
(76)鲁迅：《340603致杨霁云》，《鲁迅全集》第12卷，第446-447页。
(77)周作人：《谈虎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22页。
(78)周作人：《苦口甘口》，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6-47页。
(79)鲁迅：《〈从灵向肉和从肉向灵〉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10卷，第251页。
(81)鲁迅：《致尤炳圻》，《鲁迅全集》第13卷，第682-683页。
(83)参阅《朝花夕拾·范爱农》，《鲁迅全集》第2卷，第310页；《〈月界旅行〉辨言》，《鲁迅全集》第10卷，第153页；《〈出了象牙之塔〉后记》，《鲁迅全集》第10卷，第245页。
作者介绍：孙良好，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温州 325035；孙鹏程，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温州 3250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