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地图
【www.hy-hk.com--军人入党申请书】
作者：曾军
人文杂志 2015年07期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5)05-0049-07
一、三十年传奇：伊格尔顿对巴赫金的接受历程
2007年，特里·伊格尔顿为格雷厄姆·派契(Graham Pechey)的《巴赫金：世界的词汇》(Mikhail Bakhtin：The Word in the World)撰写了一篇书评，题目为《我包容多元》(“I Contain Multitudes”)。①这篇书评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了巴赫金对西方当代文化理论的影响；第二部分回顾了巴赫金的学术生涯及其主要理论思想；第三部分则在与肯·赫契考普(Ken Hirschkop)的《巴赫金：民主的审美》(Mikhail Bakhtin：An Aesthetic for Democracy)的比较中对派契的《巴赫金：世界的词汇》进行了学术批评。在伊格尔顿看来，“过去30年，巴赫金(Mikhail Bakhtin)与其说是个人倒不如说是一个公司。实际上不仅是个公司，而且是个欣欣向荣的跨国公司，里面有乘飞机到处旅行的行政总裁，有全球性的学术会议和自己的出版刊物。”由巴赫金所创造的理论术语，如对话主义、双声语、时空体、杂语/众声喧哗、多重音性等等，成为当代文学批评中的热门词汇。由于不同学术思潮和批评理论对巴赫金思想的从不同侧面的征用，巴赫金的学术形象也变得复杂、多样、甚至暧昧起来，“他是马克思主义者，新康德主义者，宗教思想的人道主义者，文本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文化社会学家，民族思想家，哲学家，人类学家，还是所有这些的结合?”这恐怕不是伊格尔顿自己的疑问，而且也是每个接受巴赫金思想影响的学者所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的确，在当代学术，尤其是后现代学术话语中，诸如“文本、杂合性、他者、性别、颠覆、延展、异型生殖、大众文化、身体、去中心的自我、标记的物质性、复古主义、日常生活等”，无不与巴赫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乎没有哪个后现代热门话题巴赫金没有预测到”。正因为如此，伊格尔顿做出了一个看似惊人的判断：巴赫金“这个曾经默默无闻的苏联语文学家现在成为后现代西方的学术明星”。②
不过，在从“苏联语文学家”到“后现代学术明星”形象转化的过程中，伊格尔顿已经经历了长达30年的巴赫金接受历程，其所受的巴赫金思想的影响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从伊格尔顿自身的学术历程来看，从1966年出版第一本专著《新左派教派》(the New Left Church)开始直到70年代中期，③伊格尔顿就明确表现出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立场，这也成为其开展学术研究——研究作家、作品，与各种理论思潮展开论战——的基本立场。伊格尔顿学术生涯的起步时期主要是在雷蒙·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的影响之下，1969年转到牛津大学任教之后，其思想才开始逐步发生变化，并有意识地摆脱老一代的英国新左派(包括雷蒙·威廉斯)的影响，将更多的当代性主题引入自己的研究，在日益强化对意识形态问题关心的同时，最终实现文化政治学的转向。《批评与意识形态》(Criticism & Ideology，1976)和《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Marx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1976)成为其成功转向的标志。但是，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暂时还没有找到答案：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在1973年有了英译本，1966-1967年，雷蒙·威廉斯和斯图尔特·霍尔相继将之纳入马克思主义语言问题的研究视野，但这些接受活动似乎并未在伊格尔顿身上留有什么痕迹。直到1981年，伊格尔顿出版《沃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Walter Benjamin，or Towards a Revolutionary Criticism，1981)，巴赫金因素才开始注入其中，并迅速与伊格尔顿的学术思想融为一体。
从1980年代开始，巴赫金便开始出现在伊格尔顿的各类学术著述之中，或明显或隐含，或长篇大论或点到为止。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从1981年的《沃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到1983年的《文学理论导论》(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是伊格尔顿接受巴赫金的相对集中的高峰期。④在1990年的《美学意识形态》(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1990)和1991年《意识形态导论》(Ideology：An Introduction，1991)中再次以较多的笔墨关注到了巴赫金；进入新世纪之后，伊格尔顿对巴赫金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除了2002年的《甜蜜的暴力》(Sweet Violence：The Idea of the Tragic)和2008年的《陌生人的麻烦》(Trouble with Strangers：A Study of Ethics)两书中对巴赫金点到为止之外，其新著几乎没有提及巴赫金的。这一现象颇有意味，值得深究。
二、双面巴赫金：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或后现代学术明星
在伊格尔顿眼里，巴赫金并非一开始就是一个后现代学术明星的形象，而首先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受到重视的。在出版或发表在1980年代初期的《沃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强奸克拉丽莎》(The Rape of Clarissa：Writing，Sexuality，and Class Struggle in Samuel Richardson，1982)、《文学理论导论》第1版以及同时期的一篇长文《维特根斯坦的朋友们》(Wittgenstein’s friends，New left review，Sep-Oct 1982)中，伊格尔顿均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下定位巴赫金的。如他将巴赫金与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本雅明、阿多诺相提并论，认为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论纲》与同年所撰的米哈伊尔·巴赫金的《拉伯雷和他的世界》形成了最为鲜明的对比。因为，在《拉伯雷和他的世界》中，巴赫金将那种“官方的、形式主义和逻辑的独裁主义”(即斯大林主义)与“身体、色情、放荡和符号学的爆炸式的政治学”置于针锋相对的位置。伊格尔顿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史上最大胆、最离经叛道的举动。”⑤在《维特根斯坦的朋友们》中，伊格尔顿更是最直接地将巴赫金称为“二十世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美学家之一”。⑥
与此同时，伊格尔顿也意识到了巴赫金的另一面，同样在《沃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中，伊格尔顿还以带引号的方式，描述了作为“解构主义”者的巴赫金形象。在讨论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时，伊格尔顿发现，巴赫金在当时极为严苛的社会语境中概括提出了属于我们当代的许多具有解构主义的重大主题，因此，我们不可能简单按照后现代解构主义的前提假设去理解巴赫金，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能“把他的‘解构主义’与他的历史兴趣分离开来”。⑦1983年的第1版《文学理论导论》中，尽管没有明确将巴赫金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是他注意到了巴赫金小组的存在，尤其是最受西方文学理论研究者关注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和《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两本书。伊格尔顿将它们均与巴赫金联系起来，视为对索绪尔结构语言学和形式主义的批评，“索绪尔语言学最重要的批评者之一是俄国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M·巴赫金。1929年他以同事V.N.瓦洛施洛夫的名字出版了一本开创性的专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1928年，以巴赫金与P.N.密特威德克的名字出版的《文学研究的形式方法》一书，迄今仍然是对于俄国形式主义的最中肯的批评。这一批评的大部分也出自巴赫金。”⑧这种修辞似乎表明，伊格尔顿以某种中性化的立场，客观化地描述巴赫金了。
从1990年代开始，伊格尔顿这种不再那么肯定的态度转变成了将巴赫金与马克思主义相剥离的态度，或者说，伊格尔顿不再简单地将之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看待了。在1990年版的《美学意识形态》中的巴赫金形象开始变得不再那么单纯。伊格尔顿继续延续来自80年代之初的将巴赫金视为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定位，在讨论阿多诺的美学观念时，他认为正是阿多诺克服了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知识分子那种过分讲究的文雅和井底之蛙的短见，才使得他能够“与米哈·巴赫金、瓦尔特·本杰明相齐名，成为马克思主义所产生的最富创造力的三个原创性理论之一。”但是，在为保罗·德曼的学术进行定位时，伊格尔顿又将之与巴赫金联系了起来，认为“最后一位能使人们想起德曼的魅力的批评家是巴赫金。”⑨德曼是谁?耶鲁四人帮，美国的解构主义大师，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代表人物。如果将巴赫金与德曼联系起来，也就意味着，在伊格尔顿眼里，巴赫金又再次成为一位解构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了。在1991年的《意识形态导论》中，伊格尔顿更是明确将沃洛希诺夫和巴赫金区分开来，认为“最初的意识形态符号学理论是由苏俄的哲学家V.N.沃罗希诺夫首先提出并加以发展的。”⑩整个论述完全不涉及巴赫金，只是在第四章“从卢卡奇到葛兰西”中，以顺带的方式偶尔提及(“这正是苏联批评家米哈伊尔·巴赫金所说的‘复调’的意思”(11))。这种态度的变化显示围绕巴赫金著作权的争议，以及1989年苏东剧变之后的某种“去马克思主义化”思潮对伊格尔顿的影响。(12)在1996年的《后现代幻象》中，伊格尔顿更是开始以调侃、挖苦的态度描述一个“后现代化”了的巴赫金形象了：
这些雄心勃勃的政治行动许诺要解构下述种种单调乏味的对立，即“人道主义者”和“反人道主义者”、自我决定的主体和作为过程后果的自我、庞大的巴赫金式的肥胖个人和令人担忧的拉康式的瘦削个人之间的对立。(13)
后现代主义的主体，和它的笛卡尔前辈不同，它的身体是它的身份所固有的。的确，从巴赫金到妓院，从利奥塔到紧身衣，身体变成了后现代思想关注最多的事物之一。(14)
进入新世纪之后，伊格尔顿除了在《甜蜜的暴力》中将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放在西方悲剧和喜剧发展史中展开讨论之外(注意，这里不涉及意识形态之争)，便较少提及巴赫金了。直到2007年，在为格雷厄姆·派契的《巴赫金：世界的词汇》撰写书评时，伊格尔顿才再次正视巴赫金的存在，并对巴赫金的后现代主义化现象而愤愤不平。很显然，在伊格尔顿那里，一方面他无比惋惜地告别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巴赫金形象，但另一方面又极不情愿地接受了作为后现代主义的巴赫金形象。这种内心的矛盾与焦虑，正从其字里行间中透露出来。
三、理论互释：巴赫金既作对象，亦为方法
在伊格尔顿对巴赫金思想30多年的接受过程中，还有一个现象值得特别关注：伊格尔顿极少单独以巴赫金为研究对象，进行专章专节的讨论，更多的情况是在研究其他思想家、理论家的时候，引入了巴赫金，或为参照，或进行对比，由此形成“理论互释”的特点。伊格尔顿对待巴赫金的态度，也即在研究许多其他理论家时，经常采用的策略正是有意将某一理论家的思想与另一理论家的理论进行比照，建立起彼此相同或相似的理论联系，并由此进行理论阐发。在此，巴赫金既成为伊格尔顿的对象，亦成为伊格尔顿的研究方法，或者说伊格尔顿用巴赫金式的理论思维对其研究对象进行了理论阐发。
最具代表性的是伊格尔顿在《沃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和《美学意识形态》中对本雅明的研究。在《沃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一书第二部分“走向革命批评”的第五章“狂欢与喜剧：巴赫金和布莱希特”中，伊格尔顿将巴赫金的“幽默的狂欢”和本雅明的“经典的忧郁”进行了对比，认为它们两者之间具有同根共源的特点。(15)
毫无讳言，伊格尔顿是将本雅明和巴赫金作为差异极大，甚至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彼此对立的位置上将两者联系起来的。在伊格尔顿看来，本雅明的思想具有浓重的忧郁气质，具有强烈的悲剧性，而巴赫金的思想却包含着狂欢、幽默、积极的喜剧精神。因此，本雅明的思想被命名为“消极神学”，就跟绝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更倾向于在对资本主义无情批判的同时又表现出无能为力的消极状态一样。伊格尔顿认为这种消极状态的“历史根源在于一种缺失，这是一种比弥赛亚的缺失更为明确的缺失：革命政党的缺失”。伊格尔顿敏锐地发现，以本雅明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更多地是在思想意识层面和学术研究层面借鉴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方法，但在最重要的问题——革命的理论转化为革命的实践方面——与马克思、恩格斯形成鲜明的区分。所谓“弥赛亚的缺失”和“革命政党的缺失”，都是包含着对现实或现世世界发生实际影响的行动，唯一的区分只在于，弥赛亚主义宣扬的是救赎，而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革命。与本雅明相反，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则充满着革命、战斗和颠覆的勇气。伊格尔顿认为“巴赫金的乌托邦充满积极的生命力，其势无以复加”。(16)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旦发现多多少少有些马克思主义影响和痕迹的巴赫金思想时，会如此振奋和激动的原因了。
但是伊格尔顿显然并不满足于将巴赫金视为本雅明(其实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超越者，他更关心的，仍然是从中发掘两者的共同点，甚至不惜尝试用本雅明的方法来解释巴赫金的理论。在文中，伊格尔顿做出了另一个令人震惊的判断：巴赫金的《拉伯雷研究》“正是本雅明政治美学的完美实践，它把拉伯雷的作品轰出了文学历史的同质连续体，在被救赎的文艺复兴时刻和苏维埃国家轨道之间创造了一个致命的集合体。套用本雅明的术语，‘勇气’很巧妙地促使了幽默地位的回归。”本雅明的政治美学是什么?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本雅明区分了共产主义的“艺术的政治化”和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的美学化”，前者是发挥艺术的具有的革命性、解放性力量，改变和救赎这个世界；而后者则是将政治思想和意图用美学形式加以包装，从而愚弄大众。这种救赎性的努力无疑是弥赛亚主义在本雅明政治美学中的投射。巴赫金的拉伯雷研究无疑也具有这种通过艺术和美学的手段发挥革命、颠覆和改造性力量的功能。巴赫金寻找到了支撑拉伯雷作品的民间诙谐文化这一根源，并且从民间笑文化传统中提炼出“狂欢”这一极具想象力和现实性的概念，从而打开了通向“另一种生活”的大门。这就是为什么伊格尔顿会认为巴赫金的拉伯雷研究能在文艺复兴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之间不仅能够而且确实有着极为紧密的精神联系，而拉伯雷无疑是巴赫金在危险时刻闪现出来并抓住了的那个“过去的意象”。“他是‘过去的那个意象，不期地出现在一个危险时刻被历史挑选出来的人的脑海中’。即使拉伯雷赢了，他也不会安全，不会不受敌人的威胁，而这个敌人并没有停止去获胜的努力；巴赫金于是通过‘隐性转变’，记录了那个‘秘密的向日性’，即‘过去总是朝向正在历史的天空中升起的那个太阳’，在类似的辩证闪现中，斯大林主义贫瘠的景物被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紧急状态’。从天堂般的过去刮来一阵风暴，巴赫金惊恐万状地面对它。这场风景会驱策他跨越堆积的现在的残骸，走向未来的古式乌托邦。”(17)“过去的意象”是本雅明“辩证意象”方法论中的最常见的表述，意在表明人们所看到的现实其实已经是历史，或者是包含着过去因素的东西；反之亦然，在过去的意象中，也包含着现实的意义，甚至是指向未来的乌托邦。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本雅明在《巴黎，19世纪的首都》中指出的，拱廊街本来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象征(或愿望意象)，但同时也成为资本主义的废墟，甚至早在成为纪念碑之前，就已经成为废墟了。(18)这无疑与巴赫金双重性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拉伯雷研究》中，巴赫金建构了一系列狂欢化形象。它们都具有高贵与低贱、生存与死亡、圣洁与污秽等等对立形象合而为一的特点，因此，伊格尔顿用“古式乌托邦”来描述巴赫金笔下的拉伯雷世界，也就毫不让人奇怪了。
不难发现，伊格尔顿借用本雅明对于“过去的意象”的辩证阐述，意在揭示出巴赫金“复活逝者”的未来指向。(19)在此，伊格尔顿再次颠倒讨论对象与方法的顺序，开始用巴赫金阐释本雅明，认为“本雅明从过去权威中竭力拆散意象，目的是使这些意象可以进行多元杂交，使意象获得自由而进入多价态，巴赫金将此称作狂欢。”很显然，本雅明在“意象的辩证法”中对过去和未来的辩证思考，被伊格尔顿赋予了巴赫金式的“双重性”的狂欢性质，具有了狂欢化所具有的“无休止的模仿和倒置(鼻子/阴物、脸蛋/屁股、神圣/亵渎)横冲直撞，贯穿社会生活的始终，解构意象，误读文体，崩裂二元对立，将其分解成越来越深的模棱两可的陷阱，一切明确话语最终变得结结巴巴，落入这个陷阱之中”的特征。(20)在《美学意识形态》中，这种将本雅明与巴赫金对比对举的做法故伎重演。伊格尔顿在将本雅明思想定性为“一种极端现代的技术论”的同时，认为“本杰明的著作在这个方面有一种左翼功能主义和胜利主义的情调，这使得他把身体视为工具，是有待组织加工的原料，甚至把身体视为机器。关于这一点，看来不会有比与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更为接近的理论了，巴赫金的狂欢化也有相似的流动性、复调性、分离性的身体，便用它丰满的感性来否定所有的工具性。”(21)
当然，伊格尔顿并未因此而将本雅明与巴赫金相等同，他既注意到了本雅明思想的消极倾向，认为“本雅明的消极神学，像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消极性一样，其历史根源在于一种缺失，这是一种比弥赛亚的缺失更为明确的缺失：革命政党的缺失。”(22)同时也意识到巴赫金思想的积极倾向，认为“巴赫金的乌托邦充满积极的生命力，其势无以复加。的确，狂欢活动是如此的欢快，必要的政治性批评几乎太显而易见而无法进行。不管从何种意义上讲，狂欢毕竟是一个特许的活动，是得到许可的霸权分裂，是一种受到控制的大众释放，其令人不安性和相对的无效性一如革命的艺术品。”(23)巴赫金的狂欢由此成为一块特许的飞地，在那里，悲与喜、毁灭与新生、过去与未来交织在一起，并最终以前者(悲、毁灭、过去)的毁灭性的升华，成就了对后者(喜、新生、未来)的向往。
这种理论互释的做法在伊格尔顿其他的著作中也经常被采用。在《维特根斯坦的朋友们》中，伊格尔顿不仅将米哈伊尔·巴赫金视为维特根斯坦的朋友，米哈伊尔·巴赫金的胞兄尼古拉·巴赫金也被伊格尔顿挖掘出来。在该文的第二节“语言狂欢”中，伊格尔顿非常肯定地认为，“迄今为止，维特根斯坦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就是尼古拉·巴赫金。”(24)在讨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思想时，米哈伊尔·巴赫金的语言理论成为其对比的重要参照。在伊格尔顿看来，“与维特根斯坦相似，巴赫金坚持文本中语言的具体运用，而非对其本质的形而上思考；但是与维特根斯坦不同的是，他认为这种具体运用与意识形态领域密不可分。”在讨论“唯物主义诗学”(Materialist Poetics)与“对话”之间的关系时，伊格尔顿发现，巴赫金在狂欢化理论中研究的苏格拉底式反讽(Socratic irony)也是维特根斯坦的兴趣之所在。但是，两者的差异却是相当明显的：
尽管维特根斯坦关心什么是“我们”知道的普通语言(ordinary language)，但是巴赫金更感兴趣的是民众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the people)。在最具生产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观念中，巴赫金的著作具有民粹主义的倾向，它使维特根斯坦向日常语言(everyday language)开放的反形而上学具有了政治性，发现其中的狂欢化形式具有葛兰西所谓的“自发的”政治哲学的特点。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哲学的任务是使已被形而上学变得陌生的日常景观重新熟悉(re-familiarize)起来；对于巴赫金而言，它是怪异地将日常社会存在的形而上学真相陌生化的实际生活的某些模式——话语和狂欢实践。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它是反常的、混乱的、疏离式的形而上学；对于巴赫金而言，形而上学则既是规范，也是混乱和疏离的民众语言；对维特根斯坦来说，“哲学问题始于语言的度假”；但对巴赫金来说，正是狂欢节才承诺它们的剥离。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的无界性在巴赫金手上，成为对政治限制的超越。(25)
这段话非常集中地体现了伊格尔顿以巴赫金作参照、为方法来理解阐释维特根斯坦的努力。从某种意义上说，维特根斯坦对日常语言的重视和巴赫金对索绪尔的“语言”的批判的确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早期的维特根斯坦希望能够用逻辑完全描述语言的规则，但后期则回到经验，认为日常生活才是语言意义的确定者；索绪尔希望能够超越所有具体的言语，而直接探讨语言的建构规则，而巴赫金认为只有现实的活生生的言语才有意义。甚至在许多学者眼里，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分析哲学，共同代表了20世纪所谓的“语言转向”，其实不然。所谓“语言转向”，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或“哲学上的语言论转向”，即语言论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人们不再满足于探讨人类知识的起源、认识的可能、主体在认识活动中的作用等问题，转而对语言的意义、理解与交流的方式与可能性等问题进行思考，这一转向直到现在仍在持续；而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虽然经过法国结构主义运动而一度声名鹊起，但最终还是在巴赫金小组的批判中，在克里斯蒂娃、罗兰·巴特等人的质疑中被超越了。
除了本雅明和维特根斯坦之外，在讨论雷蒙·威廉斯时，伊格尔顿将他称为“巴赫金派”的社会语言学家，“当巴赫金的不倦努力在斯拉夫派符号学家们眼中还只是微弱的闪光的时候，威廉斯早已是一位‘巴赫金派’的社会语言学家了。先于于尔根·哈贝马斯许多年，威廉斯对交往活动理论的某些主要命题作出了论述。”(26)在论述叔本华的智慧时也用“这种从心灵到生殖器，神谕到生物通道的突降是一种巴赫金式的突降法或布莱希特式的‘愚思’”的表述策略，(27)在此不再详述。
那么，伊格尔顿30年间所经历的巴赫金接受历程及其对巴赫金的态度所发生的这些变化说明了什么?从伊格尔顿对巴赫金的接受时段来看，正处于巴赫金第三次被发现的时期，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就是巴赫金各种公开或埋没的文献陆续出版，因此，伊格尔顿对巴赫金态度的变化不在于巴赫金作为影响源提供信息的变化(如又有最新的材料发现，从而改变了巴赫金的学术形象等)，同时也不在于伊格尔顿作为接受者的学术立场的变化(如我们所知道的，从伊格尔顿登上学术舞台的第一天起，他就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这一点从未动摇过)。那么，这期间发生的变化是什么?应该是巴赫金在整个80年代之后这30年间的整体的接受状态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在60年代经由克里斯蒂娃和托多洛夫的介绍，塑造出来的是“后形式主义”的巴赫金形象的话，那么，在70年代经由雷蒙·威廉斯和伯明翰学派学人的努力，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形象被确立起来；但是，经过80年代末的时代风云剧变，罩在巴赫金头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再被认为是一个耀眼的光环，相反，各种“后学”思潮从巴赫金身上挖掘出了诸多具有生产性的，被认为具有后现代特质的理论观点、思维方法，因此，80年代之后，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巴赫金形象被确立起来。而正是这一点，引起了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伊格尔顿的不满。回到本节开头部分，我们便不难理解，伊格尔顿在此所调侃的其实不是巴赫金本人，而是那个成为后现代学术明星的巴赫金形象，是那些将巴赫金视为后现代主义理论资源的当代学人。
注释：
①本文题目的中译基本能够反映伊格尔顿的态度。但“I Contain Multitudes”一语出自惠特曼《草叶集》的“Starting from Paumanok”一诗的第51节，“I am large,I contain multitudes”(因为我伟大，我包罗万象)，缺失了这一典故，使本文题目失色不少。同时，“mulitude”一词现在已成为近年来批评理论的重要关键词之一，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与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合著的“帝国”三部曲之一即为“Multitude”(它们分别是2000年的“Empire”、2004年的“Multitude：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和2009年的“Commonwealth”)，“mulitude”一词基本意思是群众、多数的意思，因此，王逢振在介绍哈特和内格里的这本书时将之译为“诸众”，以示与“mass”(大众)的区别，是很有道理的。
②Terry Eagleton,“I Contain Multitudes,”London Review of Books,vol.29,no.12,2007,pp.13～15.http://www.lrb.co.uk/v29/n12/terry-eagleton/i-contain-multitudes，中译本来自群学网：《伊格尔顿：我包容多元》，吴万伟译，http://www.qunxue.net/Article/TypeArticle.asp?ModeID=1&ID=3365.
③值得注意的是，有许多中国学者将伊格尔顿在1967年发表的《莎士比亚与社会》(Shakespeare and Society)作为他的第一本专著，其实是不准确的。1966年，伊格尔顿是以“Terence Eagleton”的名字发表《新左派教派》，这可能是引起学界误解的重要原因。
④该书已有六个中译本，分别是：《文学原理引论》(刘峰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该版本后更名为《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当代文学理论导论》(聂振雄译，旭日出版社，1987年)、《当代文学理论》(钟嘉文译，南方丛书出版社，1988年)和《文学理论导读》(吴新发译，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此外，该书由布莱克韦尔出版社在1996年和明尼苏达出版社在2008年出版了第2版，其中，布来克韦尔出版社出版的第2版被中国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于2004年原版引进(中译名为《文学理论导论》)。这些众多的版本足已见得这本书的学术影响。
⑤⑦[英]特里·伊格尔顿：《沃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郭国良、陆汉臻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191、198～199页。
⑥Terry Eagleton,“Wittgenstein’s Friends,” New Left Review,1982,p.76.
⑧[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28页。
⑨[英]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63、11页。
⑩Terry Eagleton,Ideology:An Introduction,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91,p.194.本引文引自[英]特里·伊格尔顿：《话语与意识形态》，马驰、王朝元、麦永雄译，《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1999年1辑。
(11)Terry Eagleton,Ideology:An Introduction,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91,p.107.
(12)相似的问题在中国的巴赫金接受史中也有表现，拙著《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曾以张杰为例发现，在1990年代前后，中国学界对巴赫金的学术形象接受、研究中也发生过类似的现象，即在1980年代，一直都是将巴赫金视为“苏联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但90年代之后张杰出版专著时，一一将这类表述删掉了。这种改写并非小事，因为这事关巴赫金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之争。(参见《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13)(14)[英]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华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1、81页。
(15)[英]特里·伊格尔顿：《沃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207页。
(16)在斯图尔特·霍尔那里，巴赫金的“狂欢”甚至成为后现代主义时期马克思的“革命”的代名词和“转型的隐喻”。(参见拙作：《从“葛兰西转向”到“转型的隐喻”——巴赫金是怎样影响伯明翰学派的》，《学术月刊》2008年4期。)
(17)[英]特里·伊格尔顿：《沃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郭国良、陆汉臻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191～192页。
(18)“巴尔扎克第一个说到资产阶级废墟，但最先让我们睁开眼睛看到废墟的是超现实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使上个世纪的愿望象征变得支离破碎了，这甚至发生在代表它们的纪念碑倒塌之前。”(参见[德]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刘北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9页。)
(19)特别注意的是，本雅明本人可能并不这样认为，相反，他可能会认为，巴赫金的这种做法是滑稽可笑的。伊格尔顿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参见[德]特里·伊格尔顿：《沃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郭国良、陆汉臻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192页。)
(20)(22)(23)[英]特里·伊格尔顿：《沃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192、192、196页。
(21)[英]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36页。
(24)Terry Eagleton,“Wittgenstein’s Friends,”New Left Review,1982,p.75.有关巴赫金兄弟之间的传奇经历及其异曲同工的对于语言理论的思考，已经成为巴赫金研究和当代语言哲学史研究中的重要议题，限于篇幅，本文从略。
(25)Terry Eagleton,“Wittgenstein’s Friends,”New Left Review,1982,p.80.
(26)[英]特里·伊格尔顿：《纵论雷蒙德·威廉斯》，王尔勃译，周莉、麦永雄校，《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2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02页。不过，伊格尔顿的这些溢美之辞是否站得住脚，尚需要专文论述，限于篇幅，本文暂时不想急于回应这一问题。因为这里涉及雷蒙·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和“文化社会学”与巴赫金小说的以审美交往为特征的“社会学诗学”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比较，更重要的是，他们共同面对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不同态度及其理论取舍。如果只是概略地说，雷蒙·威廉斯是一位“社会语言学家”，这大体是不错的，但如果称其具有“巴赫金派”的特征，可能有些武断。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看出伊格尔顿对巴赫金的偏爱。
(27)[英]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43页。
作者介绍：曾军，上海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