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hy-hk.com--节日演讲稿】

作者:高阳

南开经济研究 2015年07期

现实中,经济的繁荣和衰退犹如潮起潮落,并且大部分的宏观经济指标(如GDP、消费、投资、价格、工资等)的上下变化存在一定程度的规律。经济周期理论就是要发现这其中的规律,挖掘其潜在的原因和预测其带来的影响。经济周期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一般人在一生中都会经历几次经济周期。经济学家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虽然随着计量技术和数据收集的进步,经济周期研究获得了很大的突破,但是解决它依旧是宏观经济学的重大挑战。

研究经济周期第一个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什么导致了经济周期?经过了几代经济学家的不懈努力,经济学家们对此依旧没有达成共识,经济周期的成因依旧众说纷纭。Arnold(2002)将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后的经济周期理论分为五大流派:传统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现代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实际经济周期、新凯恩斯主义。这主要是从时间上对其中主流的经济周期理论进行划分,没有去深入挖掘经济周期理论背后潜藏的假设。

实际上,各种经济周期理论的主要分歧源于研究的视角不同,当前主要的研究视角有两种。一种认为经济系统本身是稳定的,经济波动源于各种各样的随机冲击,包括技术、偏好、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消费、投资等,并且经济波动是这些冲击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代表性是实际经济周期(Real Business Cycles,简称RBC)和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New Keynesianism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简称NK-DSGE)。这是目前的主流观点,但是经济学家对不同冲击在经济波动所起到的作用大小依旧存在分歧,也很少研究不同冲击之间的相互作用。另一种把经济波动看作是经济系统内自身形成的确定性动态结果。即便没有随机冲击,经济系统也会产生持续性的波动。与前一种视角相比,它从根本上放弃了经济系统会自动稳定的假定,即市场并不总是成功的。现实经济中经济波动十分常见,但经济危机却越来越少见,这是否意味着经济系统本身就是稳定的?恰好相反,龚刚和高阳(2013)认为经济系统内部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机制,一种是非稳定机制如投资等,另一种是稳定机制如价格、宏观稳定政策等,经济系统的波动源于这两种机制的共同作用,而非单纯的外生的随机冲击对本身稳定经济系统的作用。现实中经济的这些表现正好说明了这一点。本文将从这两种不同的视角去梳理经济周期理论,评价与比较各种不同理论的优点及局限性,以期为将来的理论研究提供帮助。

二、现代经济周期理论发展

早期的经济周期理论很简单,将经济波动归因于单一因素,并且偏重于用文字描述导致经济周期的原因,如太阳黑子周期、存货周期、固定投资周期、政治周期等。它们认为经济的波动由一些简单的规律支配着,经济存在确定的周期或者是不同长度周期的简单组合,按照周期的时间长短将其分为:短周期、中周期、中长周期和长周期。这些周期所反映的内在机制是不一样的,但相互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①。这一时期的很多经济学家都信奉萨伊定律(Say"s Law):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因而经济稳定是一种常态,即使有时存在一定的摩擦,那也是暂时的,经济终将走向均衡。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爆发,粉碎了经济学家的美梦。原来市场并不总是有效的,持续性的非自愿失业是可能存在的。Keynes(1936)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论。他认为经济体的产出取决于有效需求,而非新古典的意愿性需求。“三大心理规律”(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流动性偏好)使得有效需求低于总供给水平。假定当前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企业家对未来经济前景的预期悲观,进而降低其投资需求。这里减少的投资需求经过乘数效应,将导致消费者的收入进一步的减少,自然他的消费支出也会降低,总的消费需求也会下降,这使得本就不足的总需求不升反降,这样经济就陷入了有效需求不足的恶性循环。由于工资、价格的刚性,市场的调整会缓慢而沉重,政府的干预是不可或缺的。

凯恩斯理论所提倡的扩张性总需求政策促使二战后欧美经济经历了长期的平稳高增长,但20世纪70年代“滞胀”(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爆发击中了凯恩斯理论的软肋。按照凯恩斯的理论,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因而对其束手无策。以Friedman为代表现代货币主义学派趁机崛起,一举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派。他们认为,经济波动主要是因为公众未预期到的货币供给变化导致的总需求波动,由于预期的适应性,总需求的变化会对产出和失业产生实际影响。具体来说,当货币供给发生变化时,由于短期内货币需求不变,这会导致资产价格或一般商品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并且经济主体的预期是适应性的,他们会针对这些价格变化对其资源配置进行针对性调整,资源配置的变化进一步导致了实体经济的波动,如果他们随后意识到这仅仅是名义量的变动而非实体经济波动,就会修正之前的调整,因而经济将会重新恢复到正常水平。政府的货币干预通常不是稳定经济波动而是使其更加剧烈,因而政府应该遵循简单的货币供给规则。他们的主要观点详见Friedman和Schwartz(1963)。

尽管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声威赫赫地上台,但在解决滞胀的问题上表现乏力。在此背景下,Lucas等人成立了理性预期学派。Lucas假定经济中存在两种冲击机制,一种是针对一般价格水平的总体性冲击,另一种是针对相对价格水平的局部性冲击。当厂商面临价格波动时,他们需要判断该价格波动究竟是总体的还是局部的。由于信息不完全,厂商经常错误地将二者混淆。假如政府暗中增加其货币供应量,并导致一般价格水平上涨,面对这种价格变化,厂商很可能会认为其中一部分价格上涨是其产品相对价格的上升,于是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经济将走向繁荣,但这种繁荣是虚幻的,一旦厂商意识到其判断失误,将会主动进行调整,经济将会逐渐回落。因此,如果经济主体是理性预期的,经济稳定政策的效果将会大打折扣,只有未预期到的货币供给冲击才会产生实际效应。他们的主要观点详见Lucas(1972,1975,1977,1980)的论述。

这一阶段的经济周期理论并没有构建完整的宏观经济模型,只能简单地描述单一经济周期成因的传导机制。如果把多种成因放在一起,就很难分析它们相互作用的结果,甚至一些成因之间从根本上是不相容的,也没有与理论模型相匹配实证检验工具,因而难以对它们进行评价。另外,这些理论讨论经济周期时是把经济增长排除在外的,其主要结论也遭到很多实证结果的质疑。

三、实际经济周期理论②

在Lucas(1972)研究的基础上,Kydland和Prescott(1982)试图用技术冲击这样的实际因素去解释经济波动,它的出现标志着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诞生。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当技术进步给总量生产函数带来正向冲击时,劳动和资本等经济变量的相对价格将会发生变化,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将对消费和劳动供给进行相应的调整,由此导致产出和就业等经济变量波动,进而引起宏观经济整体波动。实际经济周期将经济波动归因于外生的随机冲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技术冲击。Rebelo(2005)认为,这篇文章中包含了三个革命性的想法:第一,经济周期可以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第二,将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纳入一个共同的框架研究,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不再是经济的长期和短期问题,二者应该是同一过程的两种不同维度的表现;第三,把从理论模型得到的结果与从实际经济数据中提取的特征事实进行比较。这给后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作参考的标准研究范式。

Prescott(1986)用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TFP)的短期变化表示技术冲击,标准RBC模型模拟的结果很好地重现了二战后美国经济波动的许多重要特征。RBC的实证检验很成功,这让它收获了很多赞美之词,但是它并非完美无缺,依然存在着一些不可回避的缺陷,这也让它受到了新凯恩斯主义Summers(1986)和Mankiw(1989)的猛烈批评。这些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第一,标准模型校准时有些参数的设定并不合理,特别是劳动供给的跨期替代弹性,为了获得较好地模型它必须设定得很大,这与实证经验显著不相符;第二,标准模型中的实际工资存在着很强的顺周期性,这与现有的大量实证研究结果相违背,特别地Mehra和Prescott(1985)运用相同的效用函数发现了“股票溢价之谜”③,而标准模型依赖于这一偏好形式设定;第三,用索洛剩余(Solow Residual)来表示技术冲击问题重重④。近年来涌现了一大批文章针对这些缺陷对标准RBC模型进行改进和扩展⑤。这些改进与扩展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修正技术冲击、引入新冲击、扩展传导机制。

1.修正技术冲击

技术冲击作为经济波动的主要驱动力一直饱受争议。标准RBC模型用标准的索洛剩余表示技术进步,并且使用索洛剩余的短期变化表示技术冲击。大量关于索洛剩余实证研究表明,用标准索洛剩余的变化来衡量技术冲击存在着很多争议,这些争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索洛剩余的短期变化并不一定都是由技术冲击造成的,一些非技术冲击其它因素也可能造成索洛剩余的变化。Hall(1988)证明一些实际上与全要素生产率并不相关的变量(如军事支出)也能很好地预测索洛剩余。Evans(1992)证明滞后的货币流通额也有助于预测索洛剩余。第二,如果用标准的索洛剩余来衡量技术,那么发生技术退步的可能性很大。根据Burnside等(1993)的估计,在美国制造业中,用标准的索洛剩余度量的技术,发生技术退步的概率高达37%。Hall(2005)认为,技术进步导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并且在长期中导致产出增加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把经济衰退归咎于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这意味着存在着技术退步的可能,则难以令人信服。第三,标准的索洛剩余估计方法忽略了某些可能影响索洛剩余的因素,例如劳动窖藏(labor hoarding)和产能利用率(capital utilization)等。一般地,经济主体在不同的预期时段中,所能做出的经济决策是不一样的,短期内厂商可以调整产量,中期时厂商可以调整价格,而在长期厂商可以选择不同的生产技术并通过投资对其资本进行调整。在RBC模型环境中,虽然决策有无限期,但只在第一期做好。如果厂商受到技术冲击的影响,那么厂商可能对劳动和资本投入程度加以调整,在这种情况下,依据劳动和资本的使用强度不变的假设用标准的方法估计得到的索洛剩余将会存在测量误差。一般而言,这种测量误差的存在会导致倾向于高估真实的技术冲击。因此,真实的技术冲击很可能比用索洛剩余衡量的技术冲击要小很多,进而标准RBC模型对经济周期的解释能力也将不如之前那么高。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将可变的产能利用率引入标准RBC模型。如King和Rebelo(2000)运用可观测到变量作为代替不可观测的变量(如可变的资本利用率)的代理变量(如电力的消耗量),Burnside等(1993)构建了一个隐含最优产能利用率的模型,通过其均衡条件来测算真实的生产率冲击。尽管技术冲击遭到了上述各种各样的批评,但是Burnside和Eichenbaum(1996)、King和Rebelo(1999)和Jaimovich(2008)相信即使真实的技术冲击可能小于全要素生产率所代表的,这也并不意味着技术冲击是无足轻重的。Rebelo(2005)对此做了总结,标准RBC模型中引入诸如设备利用率和利润变动等因素,可以显著地放大技术冲击的效应,并且在模型中用更小的技术冲击模拟得到的结果与实际数据相符。总而言之,单一的技术冲击是相当重要的,但其重要程度不足以让人忽视经济的其它冲击因素。

2.引入新冲击

技术冲击受到了诸多质疑,有些经济学者尝试寻找除它之外的波动源。投资专有技术冲击(Investment-specific Technical Change):标准RBC模型中技术冲击包含了很多额外的因素,一个自然的想法就是对其进行细化,如投资专有技术冲击。在标准RBC模型中,正向的技术冲击将提高劳动和现有资本的生产效率。这种技术冲击将对宏观经济形成全面的影响,与之相对地,有些技术冲击只对宏观经济的某些方面或特定部门产生影响。投资专有技术冲击就是如此,它对已有资本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却使新增资本生产效率更高,从而提高投资的实际回报率。投资专有技术通常可用投资品与消费品的相对价格来衡量。

Gordon(1990)对美国数据进行调整后,发现在过去40年中投资品与消费品的相对价格存在快速的下降趋势。Greenwood等(1997)采用增长核算方法对Gordon(1990)的结论进行验证,结果证实确实如此,并进一步发现二战后人均产出增长的60%部分都应归功于投资专有技术进步。Fisher(2006)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投资专有技术变动,发现投资专有技术冲击可以解释50%的劳动时间波动和40%的产出波动,而标准RBC模型所强调的那种技术冲击仅仅解释了不到10%的经济波动(不论是劳动时间还是产出)。因此,标准RBC模型所强调的那种技术冲击对于解释经济波动很重要,但是投资专有技术冲击更重要。自从Greenwood等(2000)首次将投资专有技术冲击引入RBC模型后,它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信息冲击(News Shocks):Cochrane(1994)研究了信息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假设有一项新技术(如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挖掘)出现,未来它拥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并能够显著地提升生产率。当经济主体获知了这项技术,对其前景进行预测,并采取针对性行动,这很可能会导致现在经济的扩张。如果将来发现该技术冲击不如预期的那么乐观,则很可能会导致经济的收缩。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信息冲击会对经济产生明显的影响。总而言之,信息冲击会对未来的生产率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进而导致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消费、投资等)发生变化。近年来技术的创新升级速度让人瞠目结舌,再如标准RBC模型那样无视它的存在显然是不合适的,随后经济学家们对信息冲击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Beaudry和Portier(2004)构建了一个反映了信息冲击对未来劳动生产率作用机制的模型。其研究表明:信息冲击将会提高未来的生产率,进而提升实际投资的回报率,与此同时形成正的财富效应。如果这种财富效应占主导地位,那么消费和闲暇将会增加,劳动时间和产出将会减少,既然消费增加和产出减少,投资将必然减少;如果实际投资回报率相对较高,信息冲击将会产生较高的跨期替代弹性,因而投资增加和劳动时间将会上升,在此情形下,总产出的扩张幅度会比投资小,所以消费将会下降。Christiano等(2003)研究发现,存在习惯持续(Habit Persistence)和投资调整成本(Investment Adjustment Cost)两大因素时,信息冲击会使得市场经济主体的消费、就业和投资之间形成协同效应。Shimer(2009)在实际经济周期模型中考虑了消费习惯形成、闲暇习惯形成、投资调整成本和资本利用率变化四种因素的影响,发现预期到的信息冲击才是最重要的不确定性因素,它大约解释了三分之二的产出、消费、投资和就业波动。

财政冲击(Fiscal shocks):当前,政府部门在整个经济活动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参与程度也在不断加深,显然政府的财政政策变化会对经济产生重大直接影响,因而很有必要将政府部门纳入RBC模型。一般地,经济学者如Christiano和Eichenbaum(1992)采用税率和政府支出形式将财政冲击引入RBC模型。引入财政冲击后,RBC模型可以得到更合适有关消费和工作时间的波动性,降低工作时间和平均生产率之间的相关性,同时也能增加RBC模型预测产出的波动性。但是,税率和政府支出冲击的波动频率较低,因此财政冲击并不能作为经济波动的主要冲击来源。

一般政府支出的周期性波动很小,但在战争时期,政府支出会大幅度的暂时性提高。Ohanian(1997)研究表明RBC模型可以很好地模拟战时的主要宏观经济特征,即消费下降幅度适中、投资大幅度下滑和工作时间的增加。这一类研究通常假设政府支出由总量税融资,暂时增加的政府支出必将由将来的税收进行支付,这会增加家庭未来税收负担的折现值,因而家庭的财富将减少。为应对这种情况,家庭将削减其消费支出,并增加劳动投入(减少闲暇),由于劳动投入的增加也会使产出得到一定程度的增加。总的来说,当期消费的减少和产出的增加小于政府支出的增加,从而投资将减少。Cooley和Ohanian(1997)使用一个RBC模型来比较了不同的战时融资策略导致的福利影响。Ramey和Shapiro(1998)研究不同政府支出结构对经济的影响。Burnside等(2004)研究了存在税收扭曲时大规模暂时性增加的政府支出对经济造成的影响。

石油冲击(Oil Shocks):三次石油危机(1973、1979、1990)给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这说明石油等能源价格的大幅波动很可能导致经济周期波动。Barsky和Kilian(2004)证实了石油与能源价格的变化与美国经济的衰退可能存在一定联系。Kim和Loungani(1992)、Rotemberg和Woodford(1996)与Finn(2000)考察了加入能源价格冲击对标准RBC模型的影响,研究表明加入能源价格冲击确实能够改进RBC模型的表现,但是它还不足以作为产出波动的主要原因。尽管能源价格具有较高的波动性,但是能源成本在最终能源价格中的比重较小,因此它并不能作为经济的主要冲击来源。这也与现实中三次石油危机对经济的伤害逐渐减弱相符。

3.扩展传导机制

标准RBC模型抓住了实际经济周期波动某些方面的特征,但在有些方面令人不甚满意。为了改进模型的表现,很多经济学者对其传导机制进行了扩展。劳动市场:标准RBC模型的主要传导机制是劳动的跨期替代和资本建设时间。就业的波动主要依赖于不同时期的劳动激励变动,为了放大冲击得到更接近实际的波动,模型需要设定较高的劳动跨期替代弹性。事实上,劳动跨期替代机制存在两个明显的缺陷。第一,基本RBC模型所预测的劳动投入比实际数据中的波动小得多,这一问题被称为“就业变化之谜”。在标准RBC模型中,总劳动时间波动是由人均劳动时间的波动造成的。然而,Alvarez和Veracierto(2000)研究表明个人就业波动才是造成总劳动时间波动的真正原因。第二,基本RBC模型预测劳动投入和平均生产率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性,而实际数据显示工作时间与技术冲击负相关。这一问题被称为“生产率之谜”。针对这两个问题,后来的研究者把目光放在了劳动力市场上。有关对劳动市场的扩展主要有不可分劳动模型(Hansen,1985;Rogerson,1988)、家庭生产模型(Benhabib等,1991)、劳动窖藏模型(Burnside等,1993)等。

Rogerson(1988)和Hansen(1985)提出了劳动供给不可分假设,该假设规定经济主体要么工作所有时间,要么不工作。它改变了标准RBC模型中经济主体的连续的劳动供给决策。结果发现模型产生的工作时间波动显著增强,而与此同时,代表性经济主体的劳动供给弹性较低。

Benhabib等(1991)将家庭生产引入到RBC模型,发现工作时间与平均生产率的标准差相比标准RBC模型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改善,同时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大幅下降。Gali(1999)使用向量自回归方法,发现技术冲击实际上会减少总量经济的投入使用。Basu等(2006)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工作时间与技术冲击负相关。在此基础上,Francis和Ramey(2005)建立了两个兼具弹性价格和技术冲击工作时间负相关特点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很好地解释了技术冲击与工作时间的负相关性。Halevy和Nason(2002)在RBC模型中引入工作轮班(Shift Work)制度,将劳动时间区分为常规班(Regular Shift)和夜班(Swing Shift),假定夜班对工人的负效用大于常规班。Halevy和Nason(2002)发现夜班具有很强的顺周期性,其波动程度远大于产出,工作轮班的引入可以将相对小的技术冲击造成大的产出持续波动。

实际数据表明,要素利用率存在明显的顺周期特征。在标准RBC模型中,要素利用率固定为1。如果放宽这一限制,可变的要素利用率或者要素窖藏将会改进标准RBC模型的表现。这种改进的相关研究者有:Kydland和Prescott(1988)、Greenwood等(1988)、Burnside等(1993)、Burnside和Eichenbaum(1996)。

多重均衡:在标准RBC模型,最优化问题的解是唯一的,即竞争性均衡有且仅有一个。这依赖于模型中对生产函数、效用函数等具体形式的假定,如果放松这些限制条件,那么解的唯一性将无法保证,多重均衡是很有可能出现的结果。这类模型有两个很有意思的特点:第一,即使不存在技术冲击,通过内生冲击也能够获得与标准RBC模型相媲美的表现;第二,模型本身存在很强的内生持续性,不需要自相关的冲击来生成持续的经济波动。相关的研究者主要有Wen(1998)、Benhabib和Wen(2004)、Jaimovich(2007)。Farmer(2012)将此类模型称作内生经济周期,值得注意的是,这与本文的定义截然不同。Farmer(2012)将这类模型划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模型展现的是经济系统本身的动态变化,第二类模型展现则是经济系统稳定状态的不确定性。他认为第二类模型很好地把握住了凯恩斯通论中所要表达的意思:大量的非自愿失业持续存在也是经济均衡的一部分。

开放经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商品、服务、资本在全球的流动日益便捷,各个国家之间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在这种情形下,一国的经济波动很可能通过贸易等途径向其它国家传递扩散。另外,进出口部门在国家经济活动中所占比重也不低。因此,从标准RBC模型的封闭环境走向开放是大势所趋。近年来,研究开放经济的RBC模型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相关的主要研究者有Backus等(1992,1994)、Baxter和Crucini(1993,1995)、Ahmed等(1993)、Mendoza(1991,1995)、Stockman(1990)、Stockman和Tesar(1995)、Kehoe和Perri(2002)等。这些研究在拟合现实数据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功,但除此之外表现一般。目前国际经济周期也是当前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研究国际经济周期的同步性测算、国际周期的传导路径及国际经济周期对本国经济的影响,这不在本文探讨的范围之内,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Kose等(2008)的文献。

四、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NK-DSGE)

随着时代的发展,RBC模型在很多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改进,但它还是以瓦尔拉斯的完全竞争一般均衡作为其核心框架。这使得其忽略了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市场非完全竞争性以及由此导致的价格不完全灵活调整,即存在价格(一般商品价格、工资等)粘性。与此同时,RBC模型中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微乎其微,这与大量货币政策有效性实证研究相悖。这些直接促使了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新古典综合(New Neoclassical Synthesis,简称NNS)(Goodfriend和King,1997)。它将RBC理论和新凯恩斯主义假设(价格粘性和垄断竞争)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因其良好的兼容性成为了当前研究经济周期的主流标准范式。其中引用率较高的常见基准模型有Rotemberg和Woodford(1997)、Woodford和Walsh(2005)、Walsh(2003)、Christiano等(2005)和Smets和Wouters(2007)等模型。

DSGE⑥模型在研究方法上沿袭了RBC模型,这种沿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注重微观基础,即总体宏观经济表现应该是微观个体理性选择结果的综合;第二,强调一般均衡,经济总是处于均衡之中,不只是单个市场单独的均衡,而是各个市场相互作用的均衡,也不是代表性个体某个阶段的最优决策均衡,而是代表性在每个阶段的最优决策均衡;第三,遵循理性预期,代表性个体进行的是跨期决策,需要对未来进行预期,这种预期应该是理性的;第四,关注随机冲击,将经济波动看作是各经济变量针对随机冲击反应的动态变化过程。同时DSGE模型也成功引入了新凯恩斯主义的两项关键假设:垄断竞争和价格粘性。垄断竞争使得厂商不再是价格接受者,而是价格决定者,价格变成了内生的。价格粘性强调产品和要素等价格不能像RBC模型那样进行灵活的调整。这使得DSGE模型能够将总需求和总供给结合起来分析,而不是像RBC模型那样只关注供给面,总需求的引入凸显了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使之具备了很强的预测能力和政策分析能力。DSGE模型的这些特点让其脱颖而出,很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如美国、英国等)和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如IMF)都建立了用于政策分析的DSGE模型。

近年来,经济学者们在研究具体问题时主要从三个不同方面完善和发展了DSGE模型。这三个方面是:异质性、金融市场、实证分析方法。

1.异质性

DSGE模型建模时注重微观基础,主要就是研究在一定经济环境下代表性个体的理性最优选择,然后由于个体是同质的,加总问题只需把微观变量替换成宏观变量即可。简而言之,可以把它想象成鲁滨逊·克鲁索那样的只存在一个个体的经济。这样固然使得模型易于处理,但它忽略了微观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及他们之间行为的相互作用,进而也忽视了个体行为和总体表现之间的不同。有些经济学家对此做出了针对性的改进,放松了原有的同质性假定,代之以异质性,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果。

有关异质性的研究主要可以分成三大类:部门间的差异化、预期的差异化、定价的差异化。部门间的差异化将代表性微观主体之一厂商进一步细分。如Badarau和Levieuge(2011)研究了欧盟内部异质性的银行体系面对冲击时的影响,结果发现正是这种异质性加剧了由技术冲击等造成的欧盟内部经济周期的不同步性。大部分的DSGE模型都假定代表性个体是理性预期的,但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注意到个体由于信息丰富程度和认知能力等差异,对未来的预期并不是单一的理性预期。如Grauwe(2010)假设经济主体不是直接理性预期的,而是采取逐步试探的预期,即经济主体从过去预期的表现中筛选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预期方式,不同个体最终选择的预期方式也不一样。正是这种预期的异质性,导致个体难以对冲击做出准确且迅速的反应,从而产生了经济波动。一般地,DSGE模型中的价格调整采用Calvo(1983)的形式,实际上它隐含着假设不同厂商的调价频率是一致的。近年来微观数据研究表明,不同厂商的价格调整频率差异很大,这与Calvo(1983)的简单处理相左。Alvarez(2008)对粘性价格的25种模型进行了总结和分类,比较了它们与微观数据的拟合程度。结论是这些模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拟合,但总体上都存在一些差距,因而他倾向于建立更符合实证的定价模型。Costain和Nakov(2011)考虑了三类不同定价策略的厂商,此时不管是货币增长还是泰勒规则冲击都会对经济产生十分重要的实际效果。

2.金融市场

初期的DSGE模型不太重视金融市场的作用,这引起了很多的批评。Gertler和Kiyotaki(2010)认为,应该将金融市场引入DSGE模型,而非简单地假设金融市场的运行良好,不存在摩擦,金融机构只是罩在实体经济上的一层面纱。当然,还是有一些经济学家注意到了金融市场的问题,如Bernanke等(1999)⑦将金融摩擦引入DSGE模型,发现在一定条件下,金融加速器对经济波动存在着显著的影响。如果金融市场是完美的,企业价值和融资成本均与资本结构无关(Modigliani和Miller,1958)。这即是说企业的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对企业的价值的影响是没有差别的。如果金融是不完美的,借贷双方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这将会增加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一般地,经济繁荣时企业的价值会提高,从而降低了融资成本和增加投资,这又进一步促进了繁荣;反之亦然。这种效应就是金融加速器效应。Christiano等(2010)在BGG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发现金融摩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很好的解释美国与欧盟的经济波动,它既是主要的冲击源也是重要的传播者。2007美国次贷危机逐渐演变成金融危机后,长期使用的传统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宣告失败,经济形势恶化,面临着长期萧条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为了扭转乾坤,采取了一系列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包括直接向私人市场提供信用。据此,Gertler和Karadi(2011)将两类金融机构引入模型:一种是私人中介,受到内生的资产负债所限;另一种是中央银行,不在这种限制范围内。当金融危机发生时,与实际相一致,私人中介的资金链条会断裂而中央银行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他们定量的分析了危机时中央银行的最优干预规模及其相应的福利损失。

3.实证分析方法

理论模型发展离不开实证分析方法的进步。从RBC到DSGE模型,经济学家先后采用了校准、矩估计、极大似然估计、贝叶斯估计等方法。目前大部分DSGE模型的实证部分均采用了贝叶斯方法,讨论它的主要文献有Smets和Wouters(2003,2007)、Rabanal和Rubio-Ramirez(2005)、Ruge-Mucia(2007)等的文献。上面讨论的都是线性模型,易于操作分析,但也会降低一些模型表现。因此,也有一批经济学家把非线性引入DSGE模型,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马尔科夫区制转移DSGE模型(Markov-switching DSGE),其中的主要文献有Davig和Leeper(2007)、Farmer等(2011)等的文献;第二,随机波动率模型,相关的主要文献有Justiniano和Primiceri(2008)等的文献;第三,非线性逼近方法,相关的主要文献有Amisano和Tristani(2010,2011)的文献。

尽管DSGE模型的建模思想和方法已经被主流经济学家广泛接受,并且经过从理论到实证的丰富改进,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已经无可挑剔。实际上,关于它的争议一直存在,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批评的声音甚嚣尘上。有一些经济学家甚至主张放弃DSGE的建模方式,转而以实际经验数据为基础进行建模和政策分析。

五、内生经济周期理论

内生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波动源于经济系统内在的不确定性动态,不同于RBC和DSGE模型将经济波动归因于外生的随机冲击。实际上,这些理论的不同主要是研究视角的差别。RBC和DSGE模型把经济系统本身看作是稳定的,如果没有外生冲击,经济系统将会迅速趋向于稳定状态⑧,加入外生冲击,本质上是为了让经济系统波动起来,而加入市场摩擦可以使得冲击持续性更强和效果更明显,但这些还都局限在经济系统稳定的范围内。内生经济周期理论认识到了经济波动的复杂性,强调从经济系统本身去研究经济周期,而不是简单把波动归咎于随机冲击。

内生经济周期理论的波动源基本上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非线性;二是非稳定机制。

1.非线性和复杂性系统

非线性动态系统又称之为复杂性系统。这种复杂性不仅体现在模型所可能具备的多重均衡(或多个不动点)上,同时也针对不动点。不同不动点的稳定性也可能大为不同:既有可能是渐进稳定,也有可能是区域稳定,如出现有封闭环(limit cycles)和混沌(chaos)现象等;当然也有可能出现不稳定,即发散现象。与此同时,非线性系统通常也具有结构上的不稳定特征,即模型的基本特征会随参数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出现激变(catastrophe)和分叉(bifurcation)等现象。由此复杂性系统能很好地拟合现实经济中的各种不规则的波动现象。

Goodwin(1951)将非线性引入经济周期模型并结合假定的稳定措施,使得模型很好地展现了经济周期的持续性。这克服了之前线性模型虽然简单易懂,但是其呈现要么发散要么收敛的尴尬。Benhabib和Nishimura(1979)将标准的最优增长模型扩展到多部门,最优增长轨迹从走向稳态变成了围绕着稳态点的封闭环,并讨论了其稳定性。Day(1982)将数学里的混沌理论应用到经济学,在Solow(1956)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改变生产函数、可变的储蓄率、限制资本增长等方式,资本的变化路径不再单调的趋向于均衡点,而是表现得多种多样,其中既有稳定的周期环也有复杂的混沌。Grandmont(1985)改进了Gale(1973)的代际模型,认为实际变化导致的财富效应与跨期替代效应冲突是经济波动的根源,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如政府购买、公开市场操作、收入税、货币转移支付等)有助于稳定经济波动,而非RBC宣称的那样——政策是无效的。Hallegatte等(2008)在Solow(1956)模型的基础上,引入非均衡因素(存货、就业)和投资动态,构建了非均衡动态模型(NEDyM)。该模型抓住了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长期的扩张和快速的收缩,投资利润的不稳定性造成了经济波动,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生产能力限制了波动的加剧。

2.Harrod的非稳定机制

事实上,有关动态经济学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Harrod(1939)所作的贡献,Harrod在1939年所发表的“动态理论随笔”开创了经济学研究从静态分析向动态分析转变的先河。

Harrod通过对投资行为的分析,发现投资具有双重作用:即一方面投资通过乘数效应增加需求,另一方面又通过资本累积增加供给。投资的这种双重性导致经济只能在均衡点保持稳定(即所谓鞍点稳定),一旦经济偏离均衡点(即鞍点)就会离均衡越来越远。例如,当经济有某种程度的过热时,企业看好市场前景,因而加大投资。然而,企业投资不仅会增加自己的生产能力,同时它也增加了整个社会的总需求。而且,从宏观角度讲,由投资增加所创造的总需求增加要大于它所增加的生产能力,这样经济的过热将会扩大,而过热的经济将促使企业更进一步地加大投资力度,使得经济社会离供需平衡越来越远。相反地,如果经济社会出现供过于求,则投资将会减少,而投资的减少也同样减少总需求,而且总需求的减少将大于生产能力的减少。于是,供过于求的非均衡将进一步扩大。Harrod把这一现象称之为“刀刃问题(knife edge problem)”。

显然,刀刃问题为我们揭示了经济系统中最为常见的非稳定机制的存在——企业的投资行为。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Harrod是最早将经济学分析从静态分析转向动态分析,但Harrod理论本身是不完整的,即其所产生的动态是不稳定和发散的。正因为如此,Harrod模型本身并不能真正解释经济的动态及增长现象,它的作用仅仅在于揭示当我们讨论经济动态问题时,所可能遇到的不解之谜,如刀刃问题等。从这个意义上说,Harrod的贡献更在于抛砖引玉,以激发经济学家们对动态经济理论研究的热情。

3.基于稳定与非稳定机制视角的经济周期理论

Harrod模型本身不能解释经济动态也许是因为其模型结构过于简单。尽管模型讨论了产量的决定,投资的决定和对劳动力需求的决定,但它并没有引入相关的价格因素,如产品价格、资本价格(即利率)和劳动力价格(工资)等,而正是模型的这种简单化,才使得模型产生出刀刃问题等。在Harrod模型基础上,许多经济学家通过引进价格和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等,解决了Harrod模型的非稳定性问题。沿着这一思路的研究者包括:Flaschel等(2001,2002)、Gong和Lin(2008)、Chiarella等(2003)、Gong(2013)、龚刚和林毅夫(2007)、龚刚和高阳(2013)等。

由于价格和宏观稳定政策等实际都可以看成是经济社会的稳定机制,于是经济的波动就可以看成是稳定与非稳定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由此,即使没有外生冲击,经济仍然可以体现为各种不同类型的如非线性系统所描述的永久性波动。

六、评论与批判

一直以来,经济周期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两大核心问题之一,任何有影响力的经济周期理论一经提出,对它的质疑和完善从未停止过。发展到现在,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上述两种不同视角的经济周期理论,前文已分别讨论过它们的特点,下面将总结它们各自的不足之处。

在2007年次贷危机以前,DSGE模型大有一统江湖之势。在学术界,不论是引用率还是相关文献数在同样研究经济周期的理论中均是一骑绝尘,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综述文章也比比皆是,如方福前和王晴(2012)、李猛(2011)、文建东和潘亚柳(2013)、杨农和郭辉铭(2013)等的文献;在现实中,它也备受重用,许多经济大国(美国等)的中央银行分别建立了本国的DSGE模型用于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分析。但是,它对金融危机的预测并不成功。Chari(2010)为其进行了辩护,理由有三点:第一,任何有用的模型应该能很好的拟合过去的经济数据,但自从1929-1933年大萧条后美国再未出现过重大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是一种非常态,因而无法处理;第二,经济管理部门对现有经济理论的意见置若罔闻,对他们提出的警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第三,美国社会对宏观经济研究的投入不足。这些理由实际上都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DSGE模型是建立在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中,金融危机这种情况不在其视线内,所能做的就是在模型添加摩擦和冲击,在事后让它模拟实际数据时表现得更好。纵观DSGE模型的实证方法变化就能很好地看出这一点,从校准到SVAR,再到后来BVAR。尽管好的理论要经得起现实的检验,但是目前的DSGE模型过分追求其拟合性,一般的DSGE模型包含的变量少则十几个,加上五花八门的冲击(甚至有些参数也变成随机的),再结合BVAR固然能够对过去的数据进行很好地模拟,但是它想要很好地预测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之前的金融危机就是很好的例子。

也许,DSGE模型之所以不能很好地预测未来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其理论框架上的缺陷:缺少独立的投资函数,从而忽略了经济系统中的不稳定机制。无论是RBC还是DSGE模型,对投资的处理都过于简单:投资被简单地规定为等于储蓄,并且这一决策由家庭而非企业做出。然而,投资无疑是最为重要和最为复杂的宏观经济变量:它不仅创造了供给,同时也创造了需求;与此同时,决定投资的经济因素也十分繁杂,既有市场因素,也有金融和技术因素等。现实中,投资的波动也远大于产出的波动。Harrod最为重要的贡献就在于通过对投资行为的描述来揭示刀刃问题。遗憾的是,Harrod这一重要的贡献被当代主流经济学家们给无情地抛弃了。

然而,基于稳定与非稳定视角的经济周期理论研究本身也有不足之处。早期,该理论体系的研究并没有微观基础(即投资和价格等行为方程并不建立在优化基础上),从而被摒弃在主流经济学大门之外——尽管该理论体系具有很好的计量检验基础,如能很好地拟合美国、德国和中国的波动数据。近期,该理论体系的微观基础开始被重视,并由龚刚、高阳(2013)构建。特别的是,龚刚和高阳(2013)并没有排斥随机冲击,也不会忽略随机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特别需要一提的是,基于稳定与非稳定视角的经济周期理论并不排斥各种随机冲击,对理解经济周期而言,这是锦上添花,而稳定与非稳定机制才是根本。

目前来看,与DSGE模型相比,基于稳定与非稳定视角的经济周期理论还缺乏相匹配的实证检验,因而不能针对过去数据进行比较,也无法对未来进行预测分析,这是它目前的短板所在。由于它的结构和DSGE模型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因而在其中加入相应的实证部分是其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两种经济周期理论可以互相吸收对方的长处,以期更好地克服现在的问题和解释当前的经济波动,以便为政府的宏观政策分析提供帮助。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①关于不同长度经济周期的讨论详见李建伟(2003)的研究。

②这部分主要借鉴了Rebelo(2005)的研究。

③平均的股票的收益率与无风险利率之差,即使考虑风险升水补偿,也显得过大。

④King和Rebelo(1999)将其称之为RBC模型的“阿基里斯之踵(Achilles heel)”。

⑤详见Rebelo(2005)的研究。

⑥简化起见,后文的DSGE均指NK-DSGE。

⑦后文简称为BGG。

⑧这里的稳定状态并非指经济固定不动,而是指经济按照稳定不变的模式运行。

作者介绍:高阳,南开大学经济学院,E-mail:gaoyang2015@gmail.com 30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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