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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西汉杨恽因《报孙会宗书》中之文字触怒汉宣帝而遭腰斩以后,文字狱在历朝时有发生,以清朝最为严重,其中又以乾隆年间尤烈,中国史学家顾颉刚认为:“清代三百年,文献不存,文字狱祸尚有可以考见者乎?曰:有之,然其严酷莫甚于清初。” 嘉庆帝亲政后改变了乾隆朝的文字狱政策,着手平反,此后古代文字狱基本结束。下面小编给大家讲一讲上下五千年的故事-清朝的文字狱经典案例。

  清朝的文字狱经典案例

  文字狱自古就有,但是文网甚密,处刑之重,规模之广,而在封建社会中,清朝文字狱更是空前绝后。在清朝历史上的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先后发生了数十起大大小小的文字狱。

  什么是文字狱?文字狱就是统治者挑剔文字的过错而兴起的大狱。大的像几十本的专着、诗文集,小的则一篇短文、一首诗、一封信,甚至一字半句的言语,不管是自己作的,还是抄别人的,甚至是从古人那里抄来的,都可以作为文字狱的罪证。文字自然是出自文人之手,所以可以说文字狱是专门对付文人的“特刑庭”,是封建帝王进行政治镇压、钳制思想以巩固封建独裁统治的手段。

  清朝最早发生的较大的文字狱,是康熙时期时的庄廷鑨《明史》案。庄廷鑨从明朝宰相朱国桢的后人那里,买来一部《明史》中《列朝诸臣传》稿本。朱国桢的《明史》已刊行于世,《列朝诸臣传》是未刊部分。庄廷鑨将它和自己所补的崇祯朝历史,用自己的名字刊刻。他所补的崇祯朝历史,对满人有攻击之辞。公元1663年,被归安知县吴之荣告发。当时庄廷鑨已死,结果被刨棺焚尸。他的弟弟廷钺被杀;为庄书作序的李令哲和他的四个儿子也都被杀。

  南浔镇有个大富翁朱佑明,和吴之荣有私仇,吴之荣就嫁祸给他,说庄书序中所称“旧史朱氏”是指朱佑明,结果朱佑明和他的五个儿子也都被处决。此外,牵涉此案的一些官吏和书商、刻工、列名书中的人等等,有的罢官充军,有的处死,这个案子一共处死七十余人。

  文字狱的处理是非常残酷的,逮捕、受审、抄家、坐牢,判刑极重,至少是终身监禁,流放边远,充军为奴,大多数是杀头凌迟,已死的人,就开棺戮尸。而且一人得罪,株连甚广,近亲家属,不管是否知情,即使是目不识丁,也一概“从坐”。作者犯了罪,写序、跋、题诗、题签之人都有罪,所有与刻印、买卖、赠送书籍有关的人,也都有罪。地方官有牵连的自然有罪,没有牵连的也犯了“失察”罪。总之,一个案件的罪犯,常常是百十成群。而告发的人,如庄案中的吴之荣,本来是一个罢官知县,竟被起用,一帆风顺,官至右佥都,朱佑明的财产,也都归他所有。从此形成以检举揭发作为猎官敲门砖,有仇隙的利用文字狱来陷人于死地的恶劣风气。

  康熙时期的另一次着名的文字狱是《南山集》狱,又称戴名世狱。戴名世着有《南山集》,书中采用了桐城方孝标《滇黔纪闻》一书的材料,对南明诸王朝颇发感慨,寄以同情,并书南明桂王永历年号。公元1711年(康熙五十年),左都御史赵申乔参奏戴名世为书狂悖,结果戴名世被斩。此案根据原来刑部的判决,牵连三百多人,但康熙帝对汉族文人实行怀柔政策,所以只处斩了戴名世一人。

  雍正时期的文字狱,带有明显的借题发挥的特点。如汪景祺、查嗣庭、谢济世、陆生枬等人,因与雍正的反对派有些瓜葛,雍正就借机在他们的文字中找毛病,下狱处死。

  汪景祺是年羹尧的纪室(文书),着有《西征随笔》。年羹尧获罪以后,《西征随笔》也被扣上“讥讪圣祖,大逆不道”的罪名,汪景祺被处死。

  查嗣庭是隆科多之党。隆科多获罪后,查被参。罪名是任江西考官时,所出题目有心怀怨望,讽刺时事之意。又查抄出他的两本日记,说其中“悖乱荒唐、怨诽捏造”之语甚多。查在狱中死去,被戮尸枭首,其子坐死,家属流放。

  谢济世曾注《大学》。公元1729年以毁谤程朱罪被参。雍正帝更指出《大学》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注文,是借以抒发怨望诽谤之私。但结果没有处死谢济世,饶他一命,罚他去当苦差,受些折磨,就算很宽大了。

  陆生枬写了《通鉴论》十七篇被参,罪名是“非议朝政”。雍正皇帝因为《通鉴论》中对君王专制有所攻击,十分恼怒,大骂陆生枬“狂肆逆恶”,为“天下所不容”,把他杀死。

  到了乾隆时,文字狱可以说达到极峰。不仅次数频繁,处罚也极为严酷。篇书行文,稍有不当,即被指摘获罪。

  公元1755年的胡中藻诗狱,是乾隆朝较大的一次文字狱。胡中藻是鄂尔泰的门生。乾隆帝对鄂尔泰、张廷玉两人在朝中结党营私,权势过大极为忌恨,于是兴起胡中藻狱,借题发挥以打击鄂、张朋党。胡中藻着有《坚磨生诗钞》,乾隆指摘诗中“一把心肠论浊清”之句,“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诗中“与一世争在丑夷”、“斯文欲被蛮”等句,因有“夷”、“蛮”字样,被指责为诋骂满人。又:“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等诗,则扣以南北分提,别有用心之罪。结果胡中藻被杀,鄂尔泰撤出贤良祠。

  公元1778年,有徐述夔狱。徐述夔着有《一柱楼诗》,其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翩,一举去清都”等句,徐述夔和儿子怀祖戮尸,孙及校对人都处死。着名诗人沈德潜,因其《咏黑牡丹诗》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也被剖棺戮尸。

  公元1779年,又有冯王孙、沈大绶、石卓槐、祝庭铮等狱。冯王孙着有《五经简咏》一书,因其中有“飞龙大人见,亢悔更何年?”之语,说他想反清复明,凌迟处死,子坐死,家属发遣为奴。沈大绶刻《硕果录》、《介寿辞》二书,死后,其子荣英呈首,自称内有悖逆语。结果大绶戮尸,荣英仍被斩决,兄弟子侄坐斩者九人,家属发遣为奴。石卓槐着《芥园诗钞》,内有“大道日以没,谁与相维持”等句,凌迟处死,家属发遣为奴。祝庭铮着《续三字经》,内有“发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等语,开棺戮尸,孙五人坐斩。

  乾隆时期的文字狱极为频繁,不胜枚举。其中大都是牵强附会,任意解释,其荒谬程度,简直难以想象。如山西王尔扬,为李范作墓志,于“考”字上用一“皇”字,不学无术的地方官见了大惊,认为大逆不道。

  他们一方面想争取多搞几个,染红自己的顶子;一方面也确实怕朝廷说他们“失察事小,隐讳事大”,不但丢官,还可能招致杀身之祸,所以赶忙上奏朝廷,准备再兴大狱。其实“皇考”意即“先父”,古文里常这样使用,并无悖逆的意思。乾隆也觉得这样就兴狱问罪,去抓一个乡下的土老头儿,不值得一干。所以把地方官训斥一通,算是了事。

  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清朝的文字狱可算是达于极峰。这一封建专制独裁政治,造成了政治局面和学术思想的沉寂窒息。在沉寂窒息的无声处,隐伏着一触即发的社会危机。清王朝由盛至衰,固然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但大兴文字狱这种加深臣民不满,对朝廷产生巨大离心力的严酷政策,也是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

  三朝比较

  今天的学者们仔细比较了“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发现,三朝的文字狱虽有程度不同、方式不同,但本质却是一致——皆是“热衷于皇权专制”的封建专制王朝的产物。考之中国三千年封建历史,并非每朝每代都有残酷的“文字狱”,汉唐封建盛世基本上没有大“文字狱”,宋代虽以苏东坡“乌台诗案”开了“文字狱”先河,不过是贬官三级 ,下放黄州流放琼崖而已;直到明代衰弱的万历皇帝,才创造了“中国第一思想犯”——将只是“不以孔孟之是非为是 非”的李卓吾,以“敢倡乱道”、“妄言欺世”罪名拿下诏狱,逼其自刎。

  清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有较大“文字狱”11起,“文字狱”多由“汉人互相攻讦”而起;而雍正则生性刻薄猜忌,虽在位只有十三年,却有残酷而大规模的“文字狱”近20 多起,其中不少是“亲自揭发”,“亲自审讯”;乾隆一向“高己卑人,雄才易事”,所以虽在即位初期准行“请宽妖言”,假造“言论宽松”,一旦根基稳固,“得志便猖狂”,在六十年的帝王生涯中,竟创造了130多起酷刑“文字狱” ,创造了比此前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总和还多一倍多的空前奇迹。

  清代禁书真是五花八门,令人有望洋兴叹,叹为观止的感慨。凡是涉及思想,历史,政治,以及民族问题的书籍被禁被毁,当然也在意料之中,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大量纯粹的科学,技术,经济方面的书籍也赫然在目,实在不知道统治者打的究竟是什么算盘了。凡是涉及明朝,比如明人的文集,明人的诗集,明代的历史,明代人物传记,被禁毁也不算出奇,但是许多为清朝歌功颂德拍马奉承的书比如什么《大清典礼》《大清天定运数》,还有乾隆的父亲雍正的作品《大义觉迷录》以及曾祖父顺治的作品也在禁毁之列。更离奇的还是甚至连明人选编或者写过评注的一些唐诗选集都在禁毁之列,比如《杜工部集筏注》《杜工部诗集》《杜工部诗集辑注》《杜诗详注》都在名单上。

  谁也没想到,1736年(乾隆元年),25岁的乾隆皇帝即位后,首先下令刑部将悬挂在菜市口枭示的汪景祺头骨取下“制竿掩埋”,接着又降旨赦免了被发遗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亲属。为避免再发生以文字罪人的违反封建法制的事,乾隆皇 帝“从之”山东道御史曹一士“请宽妖言禁诬告折”,批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如果承审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狱的,以“故入人罪”论。这一“刷新前朝弊政”的改革,暂时减缓了雍正后期疾剧蔓延的“文字狱”风。1741年(乾隆六年)的“谢济世私注《 大学》案”,虽然为乾隆亲自揭发,但没有依祖制上纲到“谋逆”政治问题,只说谢济世“迂”,只是将谢济世私注的 经书及书版一并烧毁,谢济世仍在湖南粮道官职上稳稳当当。如此放松对文化思想的严密禁锢,“请宽妖言”,“大煞文字狱”,“禁挟仇诬告诗文”————可让文人秀才高兴透 了,纷纷上表称颂乾隆,“上下无隐情”,“为政以宽缓”,并大施“感情代理权”编造民谣:“乾隆宝,增寿考;乾 隆钱,万万年。”以对比雍正时的歌谣“雍正钱,穷半年”。

  然而乐极必然生悲。1751年(乾隆十六年),“文字狱”突然死灰复燃,一个空前残酷的“字祸”高潮突兀而起,七十 多起“文字狱”一个接一个连年“扑面而来”。“文字狱”“还乡”起于轰动一时的“伪造孙嘉淦奏稿”案。孙嘉淦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书及直隶总督、湖广 总督等中央、地方要职,以敢于直言极谏著称,声望很高。乾隆十五年(1750)七月,江西千总卢鲁生与守备刘时达合 谋,编造了一个指责乾隆帝错误的奏稿,假托是孙嘉淦写的,意图借此制止乾隆劳民伤财的首次南巡。乾隆十六年六月 ,“伪孙嘉淦奏稿”流传到云南时被乾隆帝发现了,由此顺藤摸瓜,辗转根究,在全国追查伪稿作者。到当年十一月,仅四川一省即逮获传抄伪奏稿犯二百八十余人,湖广、江西为数更多。十八年(1753)二月,乾隆帝下令将所谓正犯卢 鲁生凌迟处死,刘时达斩决,草率结案。本来,两个地方官以“言官”孙嘉淦名义写个希望皇帝不要“劳民伤财南巡”的建言奏折,虽然有冒名之不当,但其心 意却是正直善良的,借用名臣孙嘉淦名义,无非是怕自己人微言轻,劝不动皇帝。全国十八省皆争相传抄,正说明此议 深得人心,皇帝该“闻过即改”才是。

  哪知道,在处理“伪稿案”的一年又八个月中,乾隆帝坐卧不安,疑神疑鬼,一 时怀疑伪稿是曾静、张熙余党所造,一时怀疑出自那些读书失志的文人之手,怀疑可能是被杀掉的川陕总督张广泗的亲 友故旧流落怨望,造谣生事。面对突发的伪稿案,乾隆帝丝毫不想到自己确有过错,反而感觉到敌对的暗潮在全国涌起 ,将原因定为“皆因以往实行的宽大之政”,是“请宽妖言”,“禁挟仇诬告诗文”等大政方针出了毛病。联想到在廷 讯时,张广泗曾供称:“但知皇上慈仁,不知皇上英武”。乾隆深有感触,对臣下说:“朕闻之,深为抱愧。水懦而玩,亦朕所深戒!”乾隆由此决定改变“妇人之仁”的“宽缓 方针”,继承和发扬列祖列宗的严猛精神,降旨说:“此等奸徒,传播流言,俦张为幻,关系风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 力为整饬”。乾隆创造性地提出,要提高“皇权专制”,就要对文化思想厉行统治;而将一切禁书统统烧毁,要比单个 打击一个个文人更快更彻底。乾隆独创了借“搜集古今群书”而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查办禁书,欲将一切“反清文字”作 品的旧刻新编之作者、出版者、收藏者一网打尽。乾隆时的文字狱,有不少案件,甚至是因为向清朝统治者歌功颂德、献书献策,不过,因马屁拍得不得法,犯了忌讳,也会遭到杀身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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