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hy-hk.com--节日演讲稿】

  迟子建的作品不仅在中国拥有大量读者,备受喜爱,而且远游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深受青睐。一位走向世界的作家总是拥有自己的独立精神空间。海德格尔在论诗的本质时曾说:“诗不仅仅是一种生活的装饰,或激情的流泻,而是存在真正的拓扑学,是对存在真正出现的行踪的追寻,是对存在的第一声呼唤的回声”。迟子建曾为追寻那具有神性、神医、神力,具有坚忍不拔、大道大爱的鄂温克族行踪彻夜不眠,她用心灵和所有的勇气甚至用她的生命,对鄂温克这样的原始民族的存在发出呼唤。

  在迟子建小说中有一个恒定的主题,这就是“回望家园的存在之思”。远古的日月星辰、蓝天碧野、山川森林、各色生灵以及古老的风俗民情,都是迟子建“回望家园”的主体。这些主体那么原初、那么质朴、那么美轮美奂,而又那么生气勃勃。相对人生而言,“自然生命是无限的”。迟子建在《逝川》中,借阿甲鱼村人对泪鱼之神的宗教信仰感叹道:“泪鱼是多么的了不起,比起人小几百倍的身子,却能岁岁年年地畅游整条逝川”,而人是靠这些有着无限生命的大自然而生存。人守不住自然,“就成为它岸边的故冢”。迟子建为什么借泪鱼宣扬自然崇拜?为什么她总要回首被人遗忘的风俗?能否仅视其为怀旧?我以为迟子建对自然的崇拜是一种对人的存在的深深忧虑,是一种对生命存在根基的守护,亦是反客为主,将视自然为客体的人类中心主义彻底解构。在她笔下,一匹跟随老夫妇的老马,不仅成为他们家庭的一个成员,而且当夫妇葬身于麦田,它却以生命誓死守望着孤坟!迟子建说:“江没有鱼就没有了神话。”人没有了自然就没有了生命,人和自然的关系唇齿相依。哲人曰:“人类无一例外都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万事万物都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人类也不例外”。迟子建诠释了这一新的世界观。

  迟子建特别钟情本真的存在之思。我特别注意迟子建的小说名称,如《到处人间烟火》《蒲草灯》《零作坊》等等,名字是那么的至朴、至美、至凡、至俗。迟子建小说中展开的世界充满了男欢女爱、人情世故、风俗民情。那里有诞生与死亡、幸福与痛苦、胜利与失败、正义与耻辱。然而,迟子建并不着力去构筑一个肮脏的、丑态毕露的、俗不可耐的居住之所,亦不凭空构筑一个光明无限的太平盛世。迟子建总是淡淡描抹一丝丝人间的瑕疵,甚或丑陋心态,但是却在不经意处重重地赋于它以“实质意义”。这一切在作家的笔下显得那样的俗雅相间、自然有趣。它淡淡如水却长流不息;它没有惊世骇俗、慷慨壮举,不加雕琢却平中见奇;它娓娓道来,却意蕴深藏。正如王安忆所言,“她好像直接从自然走来”,一切都源于自然而又深藏自然。迟子建小说的世界是一个原初的、自由的、原生态的本真世界,一个显示出生命的原始性、世俗性、常态性和本真性的世界,它为人类居住提供了暂时的“逗留之地”。这“逗留之地”自自然然、实实在在,这就是一个没有被理性文明冲撞、没有被工业文明污染、没有被虚幻遮蔽的本真世界。这里彰显了作家朝向本真生命的原初回归。

  迟子建小说一个分外耀眼的亮点是她以作家的天职始终行走在诗意的追问之途,叩问存在的诗化,建构诗意的栖居。迟子建小说所描写的人物大致有三类:一类是完美化身的芸芸众生,如《日落碗窑》中的爷爷、《起舞》中的丢丢、《蒲草灯》中的骆驼、《青草如歌》中的陈生、《白银那》中的卡佳。作者赋予他们以人性的光辉、善良的天性和诗意的追求,他们实现了诗意的栖居。第二类人物是有缺点的“中间人物”。在他们身上善与恶、美与丑交织在一起,但是在他们丑的表层下却掩饰不住人性美的光晕,如《腊月宰猪》中的外乡人、《秧歌》中的小梳妆、《香坊》中的邵红娇、马六九。他们愚昧但不堕落、烦恼但不自暴自弃、自私但不损人、苦难但不失去希望。第三类人物往往是被道德的法庭判处死刑的人物,即便如此,在他们心灵深处还残存着一丝丝的良心忏悔,如《鸭如花》中的越狱犯人、《蒲草灯》中潜逃在外的杀人犯。总之,无论是何种人物,在迟子建笔下都显示出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诗意,这种诗意深深根植于他们的存在之中,人的存在本身就蕴含了诗意。迟子建的艺术直觉使其领悟到诗意是根植于大地、根植于生活、根植于人的本性之中。诗人何为?诗人不是居高临下,以精英的情怀去救赎芸芸众生,而是去领悟、高扬平凡中的伟大、苦难中的崇高,迟子建有得于心,心手合一。她从来不把苦难、丑恶推向白热化的戏剧冲突情境中,而只是作为突显诗意的前景加以处理。在她的大多数作品中,尽管不乏丑与恶,但流荡的总是暖暖的诗意、本真的诗意、芸芸众生的诗意,这大抵就是海德格尔所期待的诗意的栖居,亦是迟子建永不言弃的审美追求,更是处于“贫乏时代”的人钟情迟子建文学作品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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