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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hy-hk.com--会议主持词】
作者：金冲及
中共党史研究 2015年05期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5)-01-0013-17
今年是遵义会议80周年。
对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中共中央在两个历史问题决议中都有明确的论断：“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既然这次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的转折点，是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或者用当今流行的话说是一个历史的“拐点”，它当然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而是矛盾长期积累和激化的结果；矛盾的消除也不可能在一次会议上全部解决，还需要经历一段过程。但前后的状况毕竟已根本不同。因此，对它不能只是作短时段的考察，而需要以长时段的眼光，从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历史发展进程来考察，把遵义会议以前和以后党的状况发生了怎样的根本变化进行对比，才能更清晰地认识这次会议的历史性意义。
亲身经历过这场巨大变化的陆定一，在遵义会议九年后说过一段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话：“它在党史上是个很重要的关键，在内战时期党内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的路线，遵义会议是由错误路线转变到正确路线的关头”，“不了解当时的情况，很难了解这个决议”①。这话讲到点子上了。
那时，共产国际刚刚解散，陆定一的话还不便讲得更明白。其实，他所说的“两条路线”，前者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决定神圣化，一切听从它的指挥行事，这种状况在十年内战时期表现为“左”的机会主义错误，王明和前期的博古是它的重要代表；后者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坚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去夺取胜利，毛泽东是它的主要代表。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指导思想。
很长时间内，这两者中谁处于支配地位?是前者；后者却不断遭到压制和打击。这种状况，在临时中央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达到高峰，把后者称为“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导致中国革命遭受大革命失败后最严重的失败，几乎陷入绝境。正是在这样的危急关头，遵义会议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局面。“左”倾教条主义完全失去原有的支配地位。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取得主导地位。中国共产党从此以生龙活虎的新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
这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转折，称得上是中共党内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而取得这个转变极不容易。
一、“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作具体分析。周恩来曾说过：“毛泽东同志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②这是一个正确的、恰如其分的论断。
“两头好”，包括它的早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共产国际都起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那时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共产国际的这种帮助是十分重要的。但确实也有一些问题，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了解得太少，大革命的失败同他们指导中的错误有很大关系。
“中间差”，主要指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党的三次“左”倾错误都同共产国际直接有关(当然它也不是一无是处，如中共六大在共产国际指导下指明的中国革命性质、形势和策略方针是基本正确的)。中共二大议决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中国支部。共产国际的加入条件中有一条：“国际共产党大会一切决议及他的执行委员会一切决议，有强迫加入国际共产党之各党一律遵行的权力。”③中共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又规定：“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下级党部一定要承认上级党部的决议，严守党纪，迅速且切实的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党的指导机关之决议。”④中国共产党在重大问题上必须执行它的指示，并经过它批准。因此，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不仅有巨大的思想影响力，并且有严格的组织约束力。
周恩来又评论道：“共产国际的缺点和错误，特别在中期的缺点和错误，概括地说是：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了原则的指导，变成了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使各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⑤对作为共产国际支部之一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要突破和改变这种格局自然十分不易。
为什么尽管“左”的错误多次在中共中央处于支配地位，但中国内部不少地区仍然能涌现出一批独立地从实际情况出发、成功建立起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举(如井冈山、鄂豫皖、湘鄂西等)?那是现实生活教育的结果。不少在第一线做实际工作的领导人，在实践的摸索中逐渐明白：只有这样做，才能生存和发展；不这样做，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条件下只有自取灭亡。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就是在遵照中共中央命令进攻长沙失败后被迫南下，取得教训，转而开辟井冈山根据地的，以后又开辟了赣南和闽西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其他许多成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大都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当时，中共中央一直留在上海，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城市工作上，没有把农村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的工作看得那么重，通讯联系又十分不便，因而干预比较少。有些命令(如要红一军团进攻南昌、红一方面军第二次进攻长沙)没有坚决执行，也没有多大追究。这就便于那些根据地和红军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独立自主地根据实际情况开展自己的工作，取得几次反“围剿”的胜利，并积累起丰富的经验。这是“党内有两条路线”而在一段时间内仍能平行发展的原因所在。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1930年1月，毛泽东在几年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实践的基础上，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它的锋芒实际上直指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那种错误倾向。他明确地写道：“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说上级领导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⑥这是从丰富的实践经验中作出的切合实际的新的理论概括。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正是沿着这个方向进行探索的，但这篇文章当时直接产生的影响很有限。
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只有少数杰出的领导人认识到了，还不足以立刻扭转整个局面，必须全党全军大多数人真正懂得了才行。而这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做到，还需要在实践中经过正面和反面的多次教育，才能水到渠成地得到解决。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对中国共产党这样诞生了才十多年的年轻的党、而共产国际在党内正享有崇高威望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矛盾还在继续激化。
从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起，“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它有着更加完备的理论形态，比前两次“左”倾错误造成的危害更要大得多。
四中全会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直接掌握下召开的。向忠发在会议一开始所作的《中央政治局报告》中说：“去年七月的国际会议，以及以前的决议，都明显的指示中国党以唯一正确的进攻路线。”⑦这种从共产国际引进而不顾中国敌我力量悬殊实际情况的“进攻路线”，成为中共党内突出的行动口号。这条被称为“唯一正确”的“进攻路线”，极端夸大革命力量，把反动统治势力看成不堪一击，而把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趋利避害、灵活机动、从而取得一系列反“围剿”战争胜利的正确主张斥为怠工、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那个刚从苏联归国不久、得到共产国际代表大力支持的王明在四中全会上发言说：“立三路线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他是在全国革命同时一齐胜利的‘左’倾词句之下否认和取消中国革命在全国新高潮之下有在一个或几个重要省区首先胜利的可能。”“现在不是要树立国际路线，而只是要执行国际路线。一定要认识，国际路线是已经有了。”“只有国际路线是挽救中国革命的武器。现还要在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中去彻底执行国际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转变。”⑧这次会议补选王明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从这时起，“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统治了长达四年之久。
这年9月中旬，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占领东北，民族危机急遽深化，中共中央却把它看作日本准备进攻苏联的重要步骤，认为必须加紧推行那条“唯一正确的进攻路线”；二是中央红军打败了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引起极大震动，使推行“左”倾错误的中共中央把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工作放到更重视的地位上来，加强对它的直接干预。
9月20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提出的“进攻路线”通过的决议案，完全脱离实际地宣称：“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并且着重提出：“目前主要危险还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⑨认为它的主要表现是：对进攻苏联与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估计不足；企图等待战争来讨“便宜”的情绪；不相信苏维埃运动与红军在目前能够取得胜利；对于中国革命危机的日渐成熟表示怀疑等。这次指责的矛头主要指向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毛泽东在几年后明确地指出：这是“在红军中、在苏区中、在白区中大打‘右倾机会主义’的起点”。⑩
反对所谓“对于目前形势估计不足与消极怠工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锣鼓越敲越紧。1932年4月14日，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给各苏区发出一封信，强调：“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面前的主要危险。”(11)这预示着临时中央已决心在各革命根据地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遭到摧毁性的严重挫败，环境越来越恶化。中共中央已难以在中心城市上海立足。1933年1月，博古率领临时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同原来在那里主持工作的苏区中央局合并为中共中央局，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工作全部置于它的直接控制下。这样，“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便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根据地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本来，毛泽东从客观实际出发所提出的正确主张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当时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罗明，回忆毛泽东在1932年8月同他历时半天的谈话。毛泽东在那次谈话中说：“福建和江西一样，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够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实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12)他还指出：在上杭、永安、龙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前来进攻的国民党军队，对保卫中央苏区十分重要。毛泽东这些意见是根据客观实际情况提出的正确意见。经过中共福建省委讨论，决定由罗明任特派员，到党的群众基础较好而反动势力薄弱的杭、永、岩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发展红军和根据地，取得很大成绩。
正在这个时候，博古等从上海去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途经闽西。罗明回忆：“他们路经上杭白沙时，就指责我：‘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我说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经省委决定，来这里重点开展游击战争的。”“他们对此很不高兴。”(13)
博古等到瑞金后不到一个月，便在2月15日由中共中央局作出决定称：“中央局检阅了福建省委工作之后，认为省委是处在一种非常严重的状态中，并且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这一路线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估计是悲观的，对于敌人的大举进攻表示了张皇失措，认为在杭、永、岩苏区的群众的革命工作已经低落。”中央局决定：“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并且采取了严厉的组织措施：“立刻撤销罗明同志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工作。”(14)
第二天，博古亲自到工农红军学校作报告。他说：革命形势的发展，“在我们党面前提出开展各个战线上的布尔雪维克的进攻，来把革命形势迅速地变为胜利的大革命，来争取工农民主专政在全中国的胜利及迅速的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正在这时候，在我们党内(很可惜的，甚至在党的领导同志内)，有一部分动摇懦弱无气节的小资产阶级的分子，受着阶级敌人的影响，充分地暴露了那种悲观失望、退却逃跑的情绪，以致形成他们自己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线路，反抗党的进攻线路，妨害党的布尔雪维克的动员群众。这个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最明显的代表者，便是从前福建省委的代理书记罗明同志与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同志。”(15)
于是，一场席卷整个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对“罗明路线”(也就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风暴立刻迅速地展开了。杨尚昆回忆道：“3月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进一步升级，开始批评‘江西的罗明路线’，对象是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位同志，撤了他们的职。以后，又反‘军队中的罗明路线’，把萧劲光同志抓了起来，判处‘五年监禁徒刑’。在江西、福建、湘赣三个苏区内，凡是对推行‘进攻路线’不积极、不支持、不满意的干部一律加以打击，‘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到达高峰。”(16)
发动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牵动全局的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背后自有更大的目标。罗明以后说：“他们反对‘罗明路线’，实际上是为了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17)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也说：“还有说反罗明路线就是打击我的，事实上也是这样。”(18)毛泽东在党内和社会上都有很大的影响，共产国际并不主张完全排除他。博古从上海去中央革命根据地时，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艾佛尔对他说：“要尽量吸收毛工作，但路线必须贯彻，领导机关不可成讨论俱乐部。”(19)所以中央局一直没有点毛泽东的名。只是点到罗明为止。
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的“进攻路线”，在军事上势必需要推行冒险主义的行动方针。那时，毛泽东已被排挤出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5月12日，中央局决定增补博古、项英为中革军委委员，当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前线时由项英代理他的职务，实际上由博古把握军队大权。这时国民党正准备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中共中央在7月24日通过决议，提出“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等口号，声言“五次‘围剿’的粉碎，将使我们有完全的可能实现中国革命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这个问题的解决，将在最短促的历史时期之中。”(20)但是博古不懂军事，说了这么多大话以后，怎样去兑现它，心里是茫然的。
这年(1933年)9月下旬，国民党军队正式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正在这个时候，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奥托·布劳恩(即李德)从上海经秘密交通线到达瑞金。李德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曾从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还担任过苏联红军骑兵师的参谋长。博古能直接用俄语和他对话，对他的到来十分兴奋，把军事指挥的大权全交给他。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口述自传中说：“李德当了军委会顾问，一切我们都没法反对他。”(21)延安整风时，博古写道：“与李德认识是经当时(1932年秋冬)〔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者艾佛尔托介绍。他进入中央苏区是远东局有电派来当军事顾问的。”“李德在中央苏区越权，我放纵其越权，这是严重错误。”(22)
李德是怎样指挥作战的?当时为他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回忆道：“李德在担任我党军事顾问时，推行的完全是军事教条主义那一套。他根本不懂得中国的国情，也不认真分析战争的实际情况，只凭他在学院学到的军事课本上的条条框框，照样搬到我国，搬到苏区，进行瞎指挥。”“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更抛弃了红军多年血战中取得的成功经验，由李德一人待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当时的地图大部分是一些简单的草图，误差较大，不够准确，李德也不问，所以他的指挥往往与前线的实际情况差距很大。图上看只有一百里路程，他也不问是山路还是平路，也不给部队留吃饭和休息的时间，对敌情、气候和自然条件等等困难都不考虑，只凭比例尺量地图上的距离来推算路程，定下到达和投入战斗的时间，又常常不留余地。这给红军指战员的行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有些困难根本是不可能克服的，常常使部队不能按时投入战斗，以致难免吃败仗。这本来都是李德的主观主义瞎指挥造成的，可是他却动不动就训斥处分别人，不断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得反对意见。”“李德的打法，反对游击战，硬打正规战。在这种错误的战略指导思想指挥下，部队只得同正面的强大敌人硬顶。”“彭德怀同志见到李德，对他的瞎指挥很不满，当面批评李德完全不懂红军的作战原则，是‘主观主义和图上作业的战术家’，说‘如果不是红军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被你送掉了’!又痛斥李德是‘崽卖爷田不心疼’!”(23)但这些尖锐的不同意见，并不能改变当时处于支配地位的那种不正常状况。
像这样极端主观主义的瞎指挥，又以“太上皇”的姿态硬性规定红军必须执行，军事上怎么能不失败?
在这段时间内，在“左”的领导人主持下，还举行了两次影响很大的会议，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一次是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它称为“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全会听取并通过了博古所作的报告。报告一开始就引用共产国际第十二次全会对目前世界形势的分析，说：“五中全会毫无保留地接受共产国际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基本论点，并责成全党以布尔什维克的坚持性来彻底的实现从这个结论中产生起来的党当前的伟大的负责的任务。”党在当前的任务是什么?他说：“目前的形势是中国领土内存在着的两个绝对相反的政权，两个绝对相反的世界，正在进行生死存亡的斗争。在中国及中国的劳苦群众前面尖锐的摆着一个问题，或者是直接的和经过国民党的工具而变为帝国主义的奴隶的殖民地，或者是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的胜利，苏维埃政权在全中国的确立。”报告充分肯定“四中全会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意义”后，强调这些年进行“反倾向斗争”的成就：“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政治局在艰苦的环境之下，忠实地执行着共产国际与四中全会的路线，坚持地进行了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倾向和动摇，粉碎了各种机会主义(如职工运动中之机会主义，北方落后论及苏区中的罗明路线等)。在实际工作中间，开始了党的全部工作之彻底转变，得到许多重要的成功与胜利。”(24)
在全会的总结中，博古又要求：“集中火力反对主要危机的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党的队伍之中散布灰心丧气悲观失望的叫喊，混乱我们的队伍，引导革命到失败的道路。’五中全会同时号召全党加紧反对两面派与实际工作的机会主义。因为右倾机会主义现在不敢公开的反对党的路线而采用新的方式，口头上同意党的路线，而在事实上怠工，破坏党的路线。”(25)其中加了单引号的关于“右倾机会主义”的那句话是卡冈诺维奇说的，是从共产国际和苏联直接搬过来的。
另一次会议是五中全会同月月底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虽然保留了毛泽东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却免去了他直接管理政府工作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改由张闻天担任)，使他成为地位虽高却并无实权的苏联“加里宁”式的人物。毛泽东后来对外国朋友谈起他当时的处境：“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26)
国民党军队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使用了超过中央红军人数十倍以上的兵力，武器装备更比红军优良得多。他们汲取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采用堡垒主义的战略，以“步步为营，处处建碉”的稳扎稳打的战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地区推进。在博古、李德等不顾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瞎指挥下，抛弃原来行之有效的从实际出发、机动灵活的成功经验，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的进攻作战，使中央红军一再失利。特别是博古、李德亲赴前线指挥的广昌保卫战，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实行阵地防御，硬拼消耗，使主力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不得不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走上长征的道路。
回顾长征前的这段历史，给人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什么?是中共中央领导层内确实存在两种不同的指导思想，也就是本文一开始所说：一种是一切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行事，主观主义地任意瞎指挥；一种是独立自主地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却受到严厉的指责和打击。这两种指导思想的对立越来越激化，并且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旗号下，对坚持正确指导思想的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全面控制党在各方面的工作。这种“左”倾错误气焰之高，对正确主张压制和打击手段之狠，在党以往的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它是历史地形成的，很不容易改变。如果不能根本改变，党和红军都将被断送，中国革命势将走上失败的道路。
这确是对党“生死攸关”而且已处在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对遵义会议决议，确实是如果“不了解当时的情况，很难了解这个决议”。
二、遵义会议是历史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直接解决的是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这是当时具有决定意义而又有可能解决的问题。但它的意义并不只限于这两个问题。在这两个问题背后反映出来的是两种指导思想、两种方法论的根本对立。
毛泽东后来用辛辣而生动的语言向几位外国朋友说了一段话。这些话粗看起来仿佛很夸张，其实却正中那些“左”倾教条主义者的要害所在：严重地不顾实际情况，进行主观主义的瞎指挥。他说：“有三条原则：第一条是人要吃饭，第二是走路要用脚，第三条是炮弹能打死人。这三条原则的道理很浅显，但我们有很多人，包括我们党的很多领导人，就是不懂，特别是不懂得第三条。他们下起命令来，就好像人可以不吃饭，就好像走路可以不用脚，而是人长了翅膀，就好像只有我们的子弹可以打死国民党，而国民党的子弹打不死我们。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结果是丢了中央苏区，进行万里长征。”(27)
延安整风开始时，毛泽东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中，从哲学和方法论的高度对这场大争论作了十分中肯的概括，虽然长一些，仍值得认真读一读。他写道：“据我们历来的想法，所谓对于情况的估计，就是根据我们对于客观地存在着的实际情况，加以调查研究，而后反映于我们脑子中的关于客观情况的内部联系，这种内部联系是独立地存在于人的主观之外而不能由我们随意承认或否认的。它有利于我们也好，不利于我们也好，能够动员群众也好，不能动员也好，我们都不得不调查它，考虑它，注意它。如果我们还想改变客观情况的话，那就可以根据这种真实地反映了客观情况内部联系的估计，规定行动方针，转过去影响客观情况，把它加以改造。这时，如果客观情况是有利于我们前进的，我们就向群众说：你们前进吧!如果是不利于我们前进的，我们就向群众说：你们暂停吧(近乎‘等待主义’)，或说：你们退却吧(大有‘机会主义’嫌疑)!据我想，这就叫做马克思主义的起码观点呢!”
“我们的老爷之所以是主观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的一切革命图样，不论是大的和小的，总的和分的，都不根据于客观实际和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他们只有一个改造世界或改造中国或改造华北或改造城市的主观愿望，而没有一个像样的图样，他们的图样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随意的，是一塌糊涂的。老爷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老爷们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
“从‘九一八’到遵义会议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所谓两条战线斗争是主观主义的。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拿了衡量一切的他们自己的路线，是不根据于客观实际而仅仅根据于主观愿望，胡乱制造出来的。以机会主义的思想去衡量别人的思想，于是到处都发现‘机会主义’，正如有鬼论者到处见鬼一样。第二，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既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主观主义的政治路线，又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于是对于凡不合他们胃口的一切人都看作是‘机会主义者’。他们对于事既不用唯物的辩证的方法，对于人自然也不用这种方法。而要作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如果离开了唯物的辩证的方法，就只会是胡闹一顿，决无好结果可言。”(28)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是中国共产党继大革命失败后又一次最重大的失败，实践已充分证明这种不顾客观实际情况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破产，证明这种主观主义错误指挥的破产。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极为紧迫的任务是如何突破国民党的重围、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有两三个月一直处在不停顿的行军和作战中，只能在少数人间交换意见，不可能从容地举行中央会议来讨论以往的严重教训。
尽管如此，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深深地刺痛了党和红军许多负责人的心，他们开始进行痛苦的反思。长征时，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都随军委第1纵队行动，经常在一起讨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原因。毛泽东详细作了分析，得到两人的同意。张闻天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写道：“我一进中央苏区，不重视毛泽东同志是事实，但并无特别仇视或有意要打击他的心思，也是事实。在我未当人民委员会主席以前，我曾分工管理过政府工作，同他关系也还平常，他的文章我均给他在《斗争》报上发表。但究竟他是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与本领，我是不了解，也并没有想去了解过的。此外关于军事系统方面，青年团系统方面，保卫局系统方面，我知道很少，所以也说不出什么来。”“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的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29)
张闻天、王稼祥是和王明、博古相继从莫斯科回国的，最初也曾在不同程度上推行过“左”倾教条主义的主张。当时，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五个常委之一(其他四人是博古、周恩来、陈云、项英，项英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没有随军行动。所以，到遵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只有四人)，王稼祥担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革军委副主席。他们的态度，自然十分重要。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说：“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30)
中央红军到达遵义后，由于国民党军的追击主力薛岳部急于要抢在桂系军队前控制贵阳(他们只比桂军廖磊部早五天进入贵阳)，无力顾及黔北，川军一时也来不及南下，这就给了中央红军在遵义有12天的休整时间(31)。有了这12天相对安定的环境，中共中央便能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比较从容地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在这之前抢渡湘江的血战中，中共中央用来同共产国际之间联系的通讯设备被国民党军的飞机炸毁，以致在长达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同共产国际无法互通消息，而在长征过程中许多异常急迫的问题需要及时作出决断和处理，只能由中共中央不经报告请示而自己决定，共产国际也管不了啦。这是遵义会议和以往很不相同的条件。
陈云在这次会议的传达提纲中写道：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遵义会议的目的是：“(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32)前一个问题比较简单，在领导层中很快取得了一致。后一个问题，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原因是什么?这是当时全党和全军上下在被迫走上长征路后纷纷议论的焦点。遵义会议直接讨论的是军事问题，实际上是对这几年中央基本指导思想和工作是否正确进行再审议。它看起来是对已成过去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教训进行总结，实际的着眼点是党和红军的今后的路该怎么走。这可是当时头等重要的问题。
参加这次会议的聂荣臻回忆道，在会前大家已“听说要开会解决路线问题”，“会议由博古同志主持——他既是会议的主持人，同时在路线方面，又处于被审查的地位”(33)。博古在会上作主报告，他一再强调造成这次战争失败的客观困难。周恩来作副报告，他强调了失败的主观原因，也就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博古的主报告，受到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与会绝大多数人的反对。会议作出并由张闻天随后起草的《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一开始就写道：“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同志(注：指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这里针对的不是某项具体工作中的失误，而是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中共中央的根本指导思想。它所使用的语言是鲜明的，毫不含糊的。
在谈到军事失败的原因时，《决议》不是就事论事地谈这个问题，而是着重指出它是完全不顾客观实际情况，是主观主义的，因而不能在军事领域上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正在这里。《决议》写道：“在我们红军数量上还是非常不够，在我们的苏区还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在我们还没有飞机大炮等特种兵器，在我们还处于内线作战的环境，当着敌人向我们进攻与举行‘围剿’时，我们的战略路线，当然是决战防御，即是我们的防御不是单纯的防御，而是为了寻求决战的防御，为了转入反攻与进攻的防御。”“然而在五次战争中，对于这些原则却通通是违反的。”
《决议》举了几个突出的事例：“五次战争中单纯防御战略是根本错误的，在这种错误战略之下进行的许多拼命主义的战斗(如丁毛山、三溪圩、平寮、广昌等战役)同样是错误的，红军一定要避免那种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即使作战的决定在当时是正确的，但当形势变化不利于我们时，我们即应拒绝这种战斗。玩弄暴动是极大的罪恶，玩弄战斗同样是罪恶。”《决议》指出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对自己胜利过分估计与对敌人力量估计不足所产生的冒险主义”(34)。在这里，《决议》强调的是：必须处处从实际出发，包括从变化着的实际出发，来决定自己的行动，决不能脱离实际地凭主观采取拼命主义的行动。陆定一在九年后也讲道：“勇敢不是无条件的，一定要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不看实际，空叫勇敢、行动积极化，这是唯心论的做法。我们要学习毛主席，在工作中从实际出发，战略上轻视敌人，战役战术上重视敌人。”(35)
《决议》还批评了很长时间中军委内部的不正常现象：“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同志(注：指博古)特别是华夫同志(注：即李德)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煞了。在转变战略战术的名义之下，把过去革命战斗中许多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完全抛弃，并目之为‘游击主义’，虽是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经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华夫同志与××同志是徒然的。一切这些，造成了军委内部极不正常的现象。”(36)
正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那样惨痛的失败，在党内和红军内引起普遍而深切的反思。“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正确的政治路线需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毛泽东在事实上成为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核心。李德的军事顾问职务被取消。不久，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进行分工，博古不再在中共中央负总责，而由张闻天接替。
当时担任红4团团长的耿飚有一段回忆：抢渡乌江前，在贵州黄平，“王稼祥问张闻天，我们红军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忧心忡忡地回答说，这个仗看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接着又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对张闻天同志这两句话，王稼祥同志在那天晚上首先打电话给彭德怀同志，然后又告诉毛泽东同志。几个人一传，那几位将领也都知道了，大家都主张开个会，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37)这是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特殊贡献。那么，为什么后来没有由毛泽东来代替博古?因为毛泽东不同意。当时中共中央的人事安排要得到共产国际批准，尽管长征中信息不通，一旦通了仍需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张闻天是比博古晚半年多从苏联回国的，容易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由于作风民主，他被称为“明君”，毛泽东还可以充分发挥他的作用。
对张闻天职务的名称是“负总责”还是“总书记”，这些年来一直存在着争论。持有不同意见的双方都说了一些理由。其实，张闻天接替的是博古的职务。博古自己在延安整风时写道：王明、周恩来离开上海时，“在我家通知我组织新政治局，因他们要走。后来酒店开会，因为卢福坦要做总书记，主要谈无总书记问题。”(38)博古说得很清楚：临时中央成立时，因为“卢福坦要做总书记”(卢是王明、周恩来离开后留在上海的唯一中央政治局常委了，所以决定“无总书记”)。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还说：“走时，博、卢、周、王四人说不设总书记。”(39)当时留在上海的中央领导成员陈云，在答复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提出的问题时也写道：“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和博古虽然先后担任过党中央的负责人，但他们都没有总书记的称号。所以，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接替博古的工作，也只能是接替他在中央负总的责任，而不会是接替他任总书记。”(40)我想，博古自己的说明和在延安长期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的答复，应该比其他说法更可靠。
军事领导也进行了改组。陈云在这年10月15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汇报时说：长征初期在李德指挥下，“我们仿佛总是沿着一条用铅笔在纸上画好的路线，朝着一个方向直线前进。这个错误很大。结果，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遇着敌人迎击，因为他们早已从地图上料到我们将出现在哪里，将往哪里前进，于是我们变成了毫无主动权、不能进攻敌人，反而被敌人袭击的对象。”“大家知道，军事领导人在这一阶段(注：指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和长征初期)犯了一系列错误。现在，这些错误得到了彻底纠正。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41)
但这方面还有过一点儿小的曲折。在遵义会议上虽然确定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上的帮助者”，但重要的军事行动最初仍需经过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其他负责人集体讨论，才能作决定。这在战局瞬息万变的状况下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在实践中还需要有所调整。
在二渡赤水后，红军迅速重占遵义，并消灭中央军吴奇伟部两个师和黔军8个团，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打的第一次大胜仗。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从武汉赶往重庆督师。他以为这下发现并抓住了中央红军主力所在，立刻调集多路重兵向黔北集中，企图南北夹击，消灭红军主力于赤水以东。
正当国民党军队向遵义推进时，红1军团负责人在3月10日向中央军委建议以红军主力奔袭黔军固守的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西部的狗坝村(今苟坝)召开扩大会议，到会的有20多人。毛泽东反对这个建议，认为在敌军四集的危急情况下，不宜打这种没有把握的攻坚战。但会议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接受这个建议。当晚，毛泽东仍觉得不妥，说服了周恩来。于是，又举行会议，经过充分讨论，改变了原有决定。随后，又决定在军情如此紧急的情况下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决定。
三人团成立后，经过鲁班场战斗，根据面对的情况，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三渡赤水。其实，这只是虚晃一枪，目的是将国民党军队再引向赤水以西。张爱萍回忆道：“三渡赤水河，进入川南地区。蒋介石以为我军又要北渡长江，急调川、滇、黔军阀和薛岳部，在长江沿岸设置防线。并在滇黔边境加筑碉堡，构成封锁线，企图围歼我军于长江南岸。”(42)军队部署紊乱，是兵家的大忌。朱德指出：“特别是对大部队更是不能马上把部署调整好的。”(43)红军在赤水河西只停留了五天，出敌不备地在严格保密的条件下回师东进，四渡赤水，把正在赶筑碉堡的国民党军队甩在赤水西岸。接着，又再渡乌江，佯攻贵阳，引滇军东调，长驱直入云南，抢渡金沙江，进入四川，同红四方面军汇合。红军长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回忆道：“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们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们渡江却又远途回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我军一动，敌又须重摆阵势，因而我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部署就绪，我们却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的路线，和高度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44)
陆定一在1944年的报告中指出：“当时剩下的只有军队。党也好，群众也好，都在军队里。决定我们死活的问题是军队。所以军事问题的讨论是放在第一位。但会议的本质是反机会主义的开始。”(45)他所说的“反机会主义”，指的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一切按共产国际的指挥行事，还是独立自主地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走自己的路。他把这称为“会议的本质”。
毛泽东更加明确地指出：“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46)他又说：“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才开始批评这些错误，改变路线，领导机构才独立考虑自己的问题。”(47)只要将遵义会议以前和它以后比较一下，就会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从指导思想到实际工作都已起了根本变化。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从此开始成为党内公认的正路，成为党的新的传统，继续发展下去，一直贯穿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没有这个变化，中国共产党能领导全国人民在以后几十年的岁月里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很难想象的。
它的得来如此不易，是付出了多少血的代价换来的。残酷的现实表明：“左”倾教条主义那一套再也无法继续推行下去了，必须走新的路。遵义会议的决定，是党在生死关头作出的正确抉择。它的深远影响，时间隔得越久，将会看得更加清楚。
这才称得上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称得上“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三、从遵义会议到中共七大
转折点，通常是指一种旧事物占主导地位改变为由一种新事物占主导地位的时刻。这种改变无疑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这时，人们长期习惯了的指导思想和作风为另一种指导思想和作风所替代，但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整个变化的，也不是一次会议所能全部解决的。
从遵义会议到中共七大，中间有10年时间。这10年里，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两种思想依然不时存在矛盾和冲突。新的指导思想也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到中共七大时终于可以说巩固地完成了这个新旧交替的过程。
中央红军长征到了陕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精神。这个决议的精神是好的，属于“两头好”的范围之内。12月17日至19日由张闻天主持，在瓦窑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27日，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述瓦窑堡会议精神，系统地纠正了党在政治路线上的“左”倾错误，为党进入全民族抗日战争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瓦窑堡会议还通过“以发展求巩固”的东进军事方针。也就是在巩固陕北根据地的同时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前线。1936年1月，李德又提出书面反对意见，其中说：“战争未发生以前，在我们这方面的应当避免能够引起苏日冲突的行动。”(48)这件事引起一场争论，政治局要求毛泽东写出“战略决定”。
这种情况促使毛泽东系统地思考和总结十年内战时期在军事斗争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一再强调的，依然是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以往为什么会犯错误?他写道：就是因为“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49)。这一直是他关注的焦点。不久，他写出两篇极重要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这样的著作，不是单凭在书斋中苦思冥想能写出来的，而是对多年来革命实践经验所作的高度哲学概括。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人民和中共中央在一段时间内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抗战如何取得胜利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的姿态，提出一系列右的错误主张，批评中共中央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过分强调了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性，对工作起了干扰作用。但它所造成的损害只是局部性的而不是全局性的，并且在中共中央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得到了系统的纠正。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还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来在全会上传达：“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50)这就是说：共产国际此时已明确地正式认可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这在当时是十分重要的。
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说了一段重要的话：“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51)这就向全党明确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任务，提出了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且指出这是“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考虑到问题只能一步一步地解决，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主要是从正面说的，他后来讲过：“六中全会实质是解决持久战，党内关系根本不谈。”“六中全会只正面指出问题，缺点未提出批评，是因未到时候。”(52)他又说：“在六中全会的文件上，在六中全会的记录上，看不出我们尖锐地批评了什么东西，因为在那个时候，不可能也不应该提出批评，而是从正面肯定了一些问题。”(53)那时全党关注的焦点正集中在抗战开始时各种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上，对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的实质一时还缺乏深刻的理解。
由于对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虽然从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已得到纠正，但对过去的错误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根源上进行系统的清理，党内在实际工作中仍常出现程度不同的不一致。王明又进行反攻，说毛泽东的路线是反国际的，而他是“国际路线”，并且于1940年3月把集中反映他“左”倾错误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印了第三版。这是一个严重的挑战。他那一套究竟是对是错，不能不从历史上分清是非，并从中接受经验教训。因此，毛泽东从这年下半年起亲自主持编辑中国共产党在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出版了他的《农村调查》，并把在党内开展一场整风运动提上重要日程(由于皖南事变发生，后又推迟了半年左右)。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突出地强调“实事求是”的极端重要性。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他尖锐地指出：“主观主义的态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54)
然而，毛泽东这篇重要讲话，在党的高级干部中竟没有引起多少反响，宣传部门也没有在报上报道，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毛泽东后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说：“1941年5月我作改造学习报告，毫无影响。”(55)这使他进一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先从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入手。
整风运动的中心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这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尖锐地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这些主观主义者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六中全会对主观主义作了斗争，但有一部分同志还存在着主观主义，主要表现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在延安的学校中、文化人中，都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是相对抗的。”他要求：“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56)这些话，都说到了点子上。本着这种精神，政治局连续举行会议，进行整风学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9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扩大到有延安和外地高级干部300人参加，“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第一期为半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57)具体方法和政治局的九月会议一样：从思想方法论的高度，联系党的历史和自己以往的实践经历，分析哪些是成功的，哪些是失败的，为什么会成功或失败，哪些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哪些是主观主义、脱离实际的，分清是非，从中取得经验教训，提高认识。这种学习方法，自然要比抽象而泛泛的空谈要有效得多。
张闻天在学习一开始就说：“毛主席的报告，对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账，现在必须偿还。犹如现在做了领导工作而过去没有做过下层工作的，也要补课。”(58)学习告一段落后，他从1942年1月到1943年3月在陕北和晋西北进行了一年多的调查。他在《出发归来记》中写道：“这次出发使我深切的感觉到，我知道中国的事情实在太少了。到处看到的东西，在我都是新鲜的、生疏的、不熟的、必须经过一番请教之后，我才能认识它们，同它们交起朋友来。但这些东西，又是如此的生动活跃、变化多端，如果我不同它们保持经常的接触，紧跟着它们，它们又会很快的前进，把我远远的抛弃在它们的后面。同时一切事实又如此明显的告诉我，如果我们不去认识它们，熟悉它们，了解它们的动向，我们决然不能决定我们的任务与政策，即使马马虎虎的决定了，任务仍然无法完成，政策也无从实现。冲破了教条的囚笼，到广阔的、生动的、充满了光与热的、自由的天地中去翱翔——这就是我出发归来后所抱着的愉快心情。”(59)他的这些话，说得很诚恳，也很中肯，对推动整风学习的深入起了良好作用。
全党普遍整风是从1942年春开始的。2月上旬，毛泽东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面论述了整风的任务、内容、办法和意义。毛泽东后来说：“1941年9月会议是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去报告整风的，我的《农村调查》等书也不能出版。”(60)这场党内的普遍整风从延安开始，有1万多名干部参加。这年10月到1943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于会议是在毛泽东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弄清了西北地区党的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
全党普遍整风最中心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这种主观主义的特征就是考虑问题从主观出发，不符合复杂的、不断变化着的客观实际。
延安《解放日报》在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后一天发表社论说：“在思想领域内，已经开始建立一种新的风气。主观主义的恶劣倾向，受了严重打击。实事求是的科学调查研究精神，已经逐步培养起来。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转变。然而这个转变，还未做得彻底。调查研究的精神，还未普遍深入到生活中去。我们反躬自问：主观主义的残余，在某些人身上，难道不还是根深蒂固的存在着么?对于敌我情况的愚昧无知，难道有些人不是安之若素么?对于客观事实不愿调查研究，以感想代政策，强不知以为知，难道不是还可以到处发现么?”“主观主义是属于思想方法的东西。宗派主义和党八股都是从错误思想方法产生的。”“要彻底肃清这些恶劣倾向的残余，必须全党广泛动员，进行坚决的斗争。”(61)
陆定一也发表题为《为什么整顿三风是党的思想革命》的文章，写道：“思想革命是为推翻一个思想方法实践方法，发挥另一种思想方法实践方法，前者就是主观主义的，后者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这就叫做思想革命。这种全党性的、触及每个同志的思想深处的伟大的斗争，这种极广泛深入的党内教育工作，二十一年来，还是第一次，所以它的意义决不寻常，它是很革命的一个斗争。”他热情洋溢地赞扬延安整风带来的新气象：“辩证唯物主义这个哲学名词，这个抽象的概念，这个难以捉摸的东西，现在已经被解释以活生生的事实，被充实以血和肉，变成了通俗的、中国化的、人人可以了解的东西了。”(62)
各组的讨论，也集中在过去的工作是主观主义还是从实际出发的问题上。在当时，危害最大的是教条主义。张秀山在西北局高干会议的发言中批评道：“有一种干部，是没有进入社会的，从学校一跳便跳到党的领导机关，在上面发号施令，他们的脚跟是站在书本上面，他们所讲的，就是书本上的东西，因此不免发生主观主义，夸夸其谈，发号施令，这样的领导者是不会正确的。”(63)
反对主观主义，提倡实事求是，是这次整风运动最重要的内容和收获。它的影响极为深远。不了解这一点，或者把某些支流误看作主流，就谈不上真正懂得这场整风运动。
1943年6月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征得各国共产党一致同意后，决议自6月10日起解散共产国际(64)。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讲话，肯定共产国际在它存在的历史时期中，在帮助各国组党上，在组织反法西斯战争上，在帮助中国革命事业上，有巨大的功劳，接着指出：“现在，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斗争的需要了，如果还继续保存这个组织形式，便反而会妨碍各国革命的发展。现在需要的是加强各国民族共产党，而无须这个国际的领导中心的必要了。”“正确的领导需要从仔细研究本国实际情况出发，这就更加要由各国共产党自己来做。”(65)
共产国际的解散，更便利了中国党能够独立自主地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去处理中国的问题。在中共中央内部，经过抗日战争以来实践的检验和前一阶段整风的学习、讨论，大家的认识渐趋一致。这年9月7日至10月6日、11月13日至27日，连续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检讨党的路线，这是1941年九月会议的继续和发展。毛泽东在会上说：“我在中央，逐渐多数同志赞助我的意见，这是四、五中全会时受打击的路线。”他指出：“教条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第一个形态，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第二个形态。反掉这两个具体东西，党才能够真正的统一。”“但要分是非轻重，有一点功绩，也要指出。”他列举了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张闻天、王稼祥等的功绩。(66)许多领导人在会上联系自己过去的思想和工作做了自我批评。博古作了诚恳的检查。他说：“我们到中央苏区，全部贯彻极左，超立三路线，军事指导分兵把口，六路分兵，两个拳头，短促突击，否认游击战争，主张大规模会战，主张阵地战。”“反罗明路线，实际反游击战争传统。”“社会政策是极左。”“军事计划错误，大大损失，因遵义会议挽救了局面。遵(义)会(议)是教条主义基本完结，组织上也做了结论。〔我在〕遵义会议未承认错误，推在客观原因上去。”(67)他的态度受到了与会者的欢迎。王明称病没有参加会议。
针对讨论中出现的一些过激的偏向，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68)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扩大会议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次全会的召开和《决议》的通过，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为七大的胜利召开创造了充分的思想条件。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隆重举行。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和多次讲话，朱德作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代表们热烈发言。
博古在会上也作了坦率和诚恳的自我批评。在分析“我的教条主义思想方法怎么产生的”时，他说：“对马列主义的著作，只觉得其精深博大，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对于苏联革命斗争的经验，由于革命成功的证明，亦觉得是传之万世不可或易的真理。就以为只要熟读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和结论，记得联共的策略公式，就会使中国革命成功了。因而产生了背诵马列主义个别结论与词句，机械搬运这死板策略、笼统公式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这些东西装满在脑子里，碰到实际问题的时候，不先想实际情况，而是先想到马、恩、列、斯在什么地方怎样说过，或者在欧洲或俄国革命史上有过什么相类的情况，用过什么口号策略，并把它们原封不动地搬运到中国来。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就是这样一种思想方法。同时也因为读了几本书，对马列主义的词句公式多少知道一些，自己就颇为自豪，亦颇有野心，以自己所知道的这些词句公式来领导中国革命。”(69)他的自我批评得到大家的理解，在七大上仍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批判地接收中国的与外国的历史遗产，反对任何唯心主义的或机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70)刘少奇在七大上所作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这些理论与政策，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71)
王明在七大期间始终没有作自我批评。参加七大的师哲回忆自己当时同毛泽东的一段对话：“我问道：那么王明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毛泽东回答说：‘王明的问题就是：对自己的事想得太少了，替别人想得太多了!’这里说的‘自己’当然是指中国革命，而‘别人’，那就是苏联、共产国际等。我根据自己在苏联多年对王明的了解，觉得毛泽东说得太中肯了，太深刻了，言简意赅，一针见血!”(72)
中共七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它的重大功绩，是把毛泽东思想——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确定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人找到这样一条正确的道路实在不易，为它付出过多大的代价。
为什么能够找到这样一条道路?薄一波在他的回忆录中作了这样的分析：“经过遵义会议以后十年革命胜利实践的教育和通过延安整风对党的历史的学习，党内同志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分清了路线是非，真正达到了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一致。”“经过胜利和失败的反复比较，正确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理原则问题，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真正掌握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规律，形成了党的正确路线，实现了我党认识史上从必然到自由的第一次重大的飞跃。”(73)
这确是中国共产党认识史上第一次重大飞跃。
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诞生，经历了多少艰难和曲折!有这些艰难和曲折并不奇怪，因为那是一条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路，而且在前进中又会不断遇到许多和以往不同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国共产党那时是一个成立时间还不长的党，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人(包括一些领导人)曾经产生过这样那样的困惑，以致走过一些弯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要说有什么奇怪，倒是党在这样不长的时间内就能够找出犯过的错误，分析造成错误的原因，自己加以纠正，能在不断探索中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并且取得胜利，在世界历史上，这确称得上是罕见的奇迹。
为什么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从前面的简单叙述中不断看出：遵义会议前，一切听从共产国际指令行事的观念长期在中共中央占着优势地位，先后经历过大革命失败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这样全局性的严重挫折，使党两度面对覆灭的危险；遵义会议后，党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独立自主地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这种思想和力量在中共中央取得了优势地位，尽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在以后的进程中也有过干扰和失误，但只是局部性的，没有影响全局。从遵义会议，经过六届六中全会、全党整风到中共七大，是顺流而下、水到渠成的结果。遵义会议确实当之无愧地称得上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转折点。
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局面。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从此深入人心，成为人们衡量是非的共同准则。符合这些准则的，便是对的。不符合这些准则的，便是错误的。它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内形成一种新的传统。
从遵义会议到新中国的诞生，只有十几年的时间。在中国发生了“新旧社会两重天”的根本变化。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遵义会议代表的历史性转折，要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迎来中国革命的完全胜利是不可能的。
新中国成立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依然是党和人民心目中衡量大是大非的无形标尺，在中国大地上努力建设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尽管中间也遭遇种种困难以至曲折，甚至犯过严重的错误，但总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困难，拨乱反正，不断开拓创新，继续胜利前进。
在新中国正以令世界震惊的成就阔步前进的今天，先人们在80年前举行的遵义会议值得我们永远缅怀。
注释：
①陆定一：《关于遵义会议决议的报告》(1944年)，《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
②《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00页。
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71页。
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468、470页。
⑤《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01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3、111、112页。
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页。
⑧韶玉(王明)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1931年1月7日)。
⑨《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49页。
⑩毛泽东：《驳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1941年)。
(11)《六大以来》(上)，第228页。
(12)《罗明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0页。
(13)《罗明回忆录》，第121页。
(14)《反对所谓“罗明路线”问题》，文献资料，鹭江出版社，1993年，第33、34页。
(15)黎辛、朱鸿召主编：《博古，39岁的辉煌与悲壮》，佚文辑录，学林出版社，2005年，第16、19页。
(16)《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78页。
(17)《罗明回忆录》，第117页。
(18)《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4页。
(19)《博古，39岁的辉煌与悲壮》，佚文辑录，第162页。
(2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76、277、275、274页。
(21)朱德口述，孙泱笔记：《朱总司令自传(1886-1937)》第11部(稿本)。
(22)《博古，39岁的辉煌与悲壮》，佚文辑录，第161页。
(23)伍修权：《我的历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76-78页。
(2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3、32、36页。
(25)《秦邦宪(博古)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53页。
(26)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时的谈话(1965年8月5日)。
(27)毛泽东同安娜·路易斯特朗、柯弗兰、爱德乐、艾泼斯坦、李敦白等的谈话(1964年1月17日)。
(28)《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9、344、345页。
(29)《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9页。
(30)《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231页。
(31)参见金冲及：《中央红军在贵州的若干重大问题》，《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
(32)《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页。
(33)《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第246、247页。
(34)《遵义会议文献》，第3、6、7、13、14、15页。
(35)陆定一：《关于遵义会议决议的报告》，《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
(36)《遵义会议文献》，第21页。
(37)耿飚：《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特殊贡献》，《人民日报》1994年12月18日。
(38)《博古，39岁的辉煌与悲壮》，佚文辑示，第161、162页。
(39)博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43年9月13日)。
(40)《遵义会议文献》，第74页。
(41)《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6、9页。
(42)张爱萍：《从遵义到大渡河》，《回顾长征》，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0页。
(43)《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6页。
(44)《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558页。
(45)陆定一：《关于遵义会议决议的报告》，《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
(46)毛泽东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1963年9月3日)。
(47)毛泽东同巴西共产党(老党)中央执行委员特莱斯、米兰达的谈话(1963年4月17日)。
(48)李德：《关于红军渡过黄河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的意见书》(1936年1月31日)。
(4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9、180页。
(50)《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8、141页。
(51)《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
(52)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43年9月13日)。
(53)《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63页。
(5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1、799、800页。
(5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43年10月6日)。
(56)《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2、373页。
(5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05页。
(58)《张闻天文集》第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162页。
(59)《张闻天文集》第3卷，第189、190页。
(60)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发言(1943年10月6日)。
(61)社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解放日报》1942年2月2日。
(62)《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13、318页。
(63)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附录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392页。
(64)[英]珍妮·德格拉斯选编，李匡武等译：《共产国际文件(1929-1943)》，东方出版社，1986年，第602页。
(65)《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页。
(66)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43年9月13日)。
(67)博古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43年9月13日)。
(68)《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8页。
(69)博古在中共七大上的发言(1945年5月3日)。
(7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15页。
(71)《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5页。
(72)师哲：《共产国际派我参加七大》，《忆七大——七大代表亲历记》，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4页。
(73)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375、376页。
作者介绍：金冲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 北京 100017
